“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们的每一个逝去的器官都像是一直战斗着的老兵。只有当他们凋零，我们才会在绝望与悲凉中感觉到存在。而越来越复杂的医学技术反而像在遮蔽曾经的惨烈，以抚慰来者。

记忆中，唯一与患者的冲突发生在刚刚能够独立行医的时候。一个青工小伙子因为牙痛要求拔牙，就像要求理个发一样。我检查后发现这是一个可治愈的病牙，便断然拒绝，从解释，到耐心解释，一直到失去耐心也没有说服他，反而激起了小伙子从要求，到强烈要求，直到对我产生敌意，最终险些发生肢体冲突。后来听同事们说，奇葩的小伙子居然还拒绝麻醉，整个拔牙过程出了一脑门子汗，一声不吭。坦率地说，我的执着也不是出于对于生命的敬重，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初出茅庐小医生的自尊，再加上一点职业荣誉感。遗憾的是，因为年轻冲动，失去了这百年一遇的理解患者的机会。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担忧麻醉影响大脑或者智力的，也遇到要求或者拒绝拔牙的患者，都能够在交流中共同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甚至是死亡焦虑。最典型的是所谓拔除“智慧牙”给患者带来的焦虑。绝大多数患者认识这个长在牙床尽头的埋伏牙都是因为深受其累，或者是痛得张不开嘴，或者是肿得半边脸像包子，更有甚者因为拖延，导致面部形成排脓通道而破相。然而，当医生提出唯一的根除后患办法就是拔牙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第一反应都是：能不能不拔？随着年资的增长，站在医生的角度，我努力穷尽患者不愿意拔牙的理由，试图解除病痛。诸如麻醉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所有人承受拔牙手术，苦口婆心告知不拔除患牙的恶果，以及拔这颗牙只是相当于切除了一个畸形的第六指而已，丝毫不影响功能和面容等，甚至暧昧地批评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之类，但是效果差强人意，大多数人在控制了感染之后逃之夭夭，直到下一次不堪忍受，造成更大损害为止，不断地挫败医生的科学信仰。

也许有人觉得把牙齿与生命挂钩未免牵强，甚至可以在没有牙痛的时候，感觉牙齿是全身最没有生命质感的器官之一，远没有内脏那么有震撼力，不过恭添头发指甲之列，不排除这也是口腔科医生在胸科医生面前自愧弗如的原因之一。但是，耄耋之年的李教授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年近九十的退休教授一进门就首先递给我他最近的体检结果，一字一顿地说，一百五十多项结果全部正常。其次解释他是因为原来的高干门诊医生退休，才就近转到我们诊室的。老教授当时的举动，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城市里，被我理解成了一种自豪感，后来的故事证明了我对生命理解的粗浅。可能是老教授的前任医生退休太久了，他的牙齿几乎要全面整顿。治疗过程中发生了老教授“闪了腰”的“唯一”意外，促使我们更谨慎地改善了服务，看似一切尽在掌握中。最后一次复诊中，真正的意外发生了，“毫无征兆地”老教授忽然说了一句仍然清晰的“很难受”，就进入了其后半小时的空白期：心率170，血压230/180，大汗淋漓……此刻已经是下班时间，一阵紧急抢救，待到内科医生被紧急召回时，老教授已转危为安。起身时老教授汗湿的衬衣后背，在我看起来就像是那一百五十多项正常结果的拼图，散落一地。事后，我与急诊科主任讨论病案，她的意见是，那一百五十多项结果达成的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平衡。毫无疑问，生命是一位极尽努力魔术师，当然可以把所有器官从容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惊异中看到伟大，于伟大中藏着恐怖。沿着现有科学和技术铺就的道路，即使在最前沿也看不到她美丽的相背。

终于，我也被拔掉了人生中第一颗牙。躺在牙椅上我清晰地听见了牙齿跌落金属盘里的声音。然而我分明感觉那颗牙齿还在原位，尽管拔牙部位还在麻醉中。他们在一起才是完美的。当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意识到生命应该是完美的，但此刻完美已经逝去。

编辑 程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