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黛比·卡特案看为什么会有冤案？

读罢《无辜的人》，有人剑指美国司法制度，有人感叹世事不公，有人则为主人公罗恩·威廉森垂泪。但我第一时间想问的是：为什么会有冤案？

冤案，我们且不谈贪赃枉法地李代桃僵，也不去说趋炎附势地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假定当事之人都秉持一颗“公正”之心，行“当分”之事，尽“合规”之责，为什么仍不能避免冤案的发生？与很多人不同，我并不认为《无辜的人》中让威廉森成为“杀人犯”的史密斯警长是冤案的“真凶”。只要找到一个种族歧视或是刚愎自用的警察、一个不负责任的法官，观察者就可以躺在真理上安然入眠？那远远不是真相的全部。

史密斯的行为属于“平庸的恶”，他逼供、诱供、利用监狱告密者；他没有原则，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手中的案子办成铁案；他疏忽大意，丢三落四，被检察官要求补充侦察。

根据黛比·卡特案拍摄的纪录片《制造杀人犯》（Making a Murderer Season）

在《无辜的人》中，有几件事情也许并不太受人关注，在黛比·卡特遇害十七个月后，一个名叫史蒂夫·哈拉维的女孩也在埃达失踪。此前一年，在埃达以北某地发生了相似的失踪案，一个女孩在便利店上班期间失踪了。埃达是个小镇，女孩接连遇害，失踪，街头巷尾的议论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于是人们关紧大门，看牢小孩，购买枪支。在美国，如果人们感到不安全就会动用私刑，是的，埃达人一百年前就这样做过，并以此为傲。

可是，如此让人紧张的案件在发生四年之后的1987年依然没有“凶手落网”。嘲笑、奚落、指责甚至谩骂，可以想象，那个当职的警察局长日子并不好过。于是，这个案子“需要一个凶手”。

只要能够找到一个人，尤其是看上去穷凶极恶，游手好闲，最好没有人关心，然后弄上些证据，对付一下检察官，上了法庭，展示些血淋淋的照片，吓坏那些“没见过世面”的陪审员，一切就会归于正常：警察是好警察，小镇是安全的小镇，人们安居乐业，逝者为人忘却。

麦克米利安和威廉森正是这样的人，警察需要的人。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小镇上，麦克米利安是一个黑人木材商，过着体面生活。黑人不应该就是低等工人、懒汉和乞丐吗？他的钱一定来路有问题，或者他是个双面人，实质上是个大毒枭。镇上的白人都这样想。更何况他还与白人女性有染，有些白人早就想把他吊在树上，动用私刑打死。威廉森曾经是棒球新星，现在却消沉颓废，混迹酒吧，他还犯过伪造支票罪。如果他们就是困扰全镇的谋杀案的凶手，人们一定会特别满意——比起仅仅抓个流浪汉来说。

纪录片《制造杀人犯》剧照

如果有一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有或者绝大多数案件都有迹可寻，是不是就没有冤案了？事实绝非那么简单和乐观，“需要一个凶手”的逻辑一旦建立，找到那个凶手和找到哪个凶手便不再重要。让我们回到《无辜的人》中，其实就算不借助科学技术，找到真凶也并非不可能。在黛比·卡特遇害当晚，最后与她在一起的人是格伦·戈尔，并且有人看到他们有过争吵，可嫌疑很大的他却很晚才被要求提交毛发和体液样本，并且最后还被警察弄丢了。

有个朋友告诉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她最关心的是谁才是真凶。也许，沉冤昭雪，真凶落网，才能让读者得到安慰。然而，威廉森生命中有数年在焦虑与恐惧中度过，毫无自由，不停呐喊，本来就有的精神疾患变得越发严重，不可收拾。美国的司法程序摧毁了他的意识，药物滥用摧毁了他的肝肾，最后他死于肝病。这不是个例。只要被认定成了“凶案需要的那个人”，人生就难逃厄运。所谓昭雪，也许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灾难的开始。

《无辜的人：一个美国小镇上的谋杀与冤案》 ［美］约翰·格里森姆 著 于霄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当然，技术的发展可以减少冤案。截至2016年，在美国，通过DNA检测技术获得无罪释放的人数就达329人，这个数字仍在增加。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不是所有案件当年都留下了可供提取DNA的生物样本。更何况，运用技术的始终是人，就像故事中，格伦·戈尔没有被当成“那个需要的人”，于是他的生物样本都被丢失。

偏见可能永远会伴随人类，正是因为那些“被需要成为凶手的人”——流浪汉、瘾君子、精神病人甚至无业者——被人们讨厌，并希望他们消失的想法在作祟。在小镇上，层层司法程序——侦察、起诉、审判——之所以不能阻止冤案的发生，就是因为参与程序的所有人分享着一个共识，他们在心中早就认定了“凶案需要的那个人”。

一个个案子，从一个个偏执、冷漠、懒惰、骄傲的人手中滑过，重重地落在本已脆弱的人们身上，将他们的人生击溃。没有人是凶手，它还会再次发生。

编辑 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