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题为《北大博士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骑手内卷，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的文章在自媒体流传。2018年，作者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做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他在这篇口述中说，“我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他们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并由此慨叹，“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

作者肯走出校门，花数月时间，体验骑手生活，这既遵循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体现了“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精神，这无疑比躲在象牙塔中摆弄种种并无实际意义的模型难能可贵。其口述能够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骑手们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权益，在享受他们服务之时更友善地对待他们。作者还细致揭示了一些不合理现象，比如，有的平台对骑手的奖惩规则是严重失衡的。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有关企业应思考如何改进管理。另据作者说，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下跌到5块。倘若这一报酬水平是普遍的，则更令人牵挂骑手群体的福祉。

然而，体验毕竟只是个案，“骑手内卷”这一外推的论断能否成立也大可怀疑。“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觉。有些观点显示了作者知识结构的缺陷。例如，作者认为，“这个行业到底好不好，你要看它的流动率高不高。如果流动率很高，说明它留不住人，那说明它本身还是有问题的。”其实，影响一个行业流动率的因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其行业特性，外卖骑手是互联网时代灵活就业的典型。“我当时的访谈对象基本都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了”，从侧面证实骑手们可做出自由选择，这也是劳动力这一最具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的标志。看不到平台经济为就业方式带来的深刻变化，只看到“高度的控制”，显然有失偏颇。

也许并非偶然的是，作为社会学学科背景的人士，作者极为关注公平，远甚于关注效率，甚至将算法带来的效率提升片面地解释为资本增值的需要，贬斥意味颇为浓厚。公平自有价值，作者的悲悯情怀也颇为动人，但更重要的是解决方案。由于视野不够宽广，作者的结论是黯淡的：“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

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更令人忧虑。据作者自述，“我的论文写的就是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这一立场相对中性，而发布其文的自媒体却宣称，“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显得作者是主题先行，再找证据，并且赋予该文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对于改善骑手群体的境遇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从经济、社会、技术等更多元的角度思考，就不能不怀疑“骑手内卷”的论点。

首先，“互联网+服务业”大行其道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在中国，服务业长期是经济中的短板，餐饮等生活服务业存在“散、小、弱”特征。正是数字化的力量，特别是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崛起，为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外卖服务与工作生活快节奏相适应，也满足了老人、残疾人等外出不便的人群的需要。可以说，“互联网+服务业”在中国存在刚性需求，其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会以个别人的好恶而转移。

其次，“互联网+服务业”还有效带动了社会就业，这与骑手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餐饮外卖、旅游、住宿等主营业务，构成了一个庞大而有机的生态系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在走出大山，找到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甚至家人的工作后，多接单多挣钱是骑手们最重要的诉求，这是体验生活式的考察者难以完全理解的。倘若没有这些就业机会，许多骑手才会面临“内卷”的命运。

根本而言，骑手的相关问题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对应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医疗保障和人口政策等都是改革难啃的“硬骨头”。倘若违法违规，平台自有难辞的责任，但是，如果一味把平台置于千夫所指的耻辱柱，则显失公允，也不会求得问题的彻底解决。另外，几乎在所有骑手遭遇不公的案例中，骑手总是以个体面对平台，缺乏代表他们权益的组织来与平台对话。改变这一现状，有待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诚然，这些改变需要假以时日，但是，我们不赞同“没有办法”这样的灰色论调，期待有知识、有情怀的研究者们多提建设性解决方案。

“互联网+服务业”在中国方兴未艾，对生活服务业的需求只会越来越旺盛。不过，骑手满街跑则可能只是特定阶段的现象。中国劳动力人口早已过了拐点，劳动成本不断攀高。在此背景下，数以百万计的自然人从事派送这一知识含量有限的工作，注定是难以长久的。出路仍在于技术进步，实现无人配送将是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经济逻辑主导的逐渐变迁的过程，急不得，也无人能够阻挡。

编辑 梁晶晶 审核 盛佳婉 丁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