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粟《日出东江》书评：历史缝隙中的民间世界

历史是作家钟情的题材，作家总会有诉说历史的冲动，因为历史的迷人之处也许在于，我们永远也回不到历史的现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作家可以各显神通。田粟的《日出东江》是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发生在岭南一带的东江纵队抗击日军的长篇历史小说。虽然这是以抗战为背景的主旋律作品，但是小说中可以看到从大历史的缝隙中透露出民间世界的光芒。《日出东江》疏离了抗战的宏大叙事，而是转向关注民间，抗战退而成为故事的背景，把寻找亲人的故事诉说地跌宕起伏，透过民间视角来还原民间性，以达到民间历史的重构，因此，民间性是《日出东江》的主要特质。

在大历史的动荡下，其实是一个丰富而生动的民间世界，那是一个个小历史的组合，作家田粟在《日出东江》中提供了可以感觉、可以触碰的历史。阿好、阿蝉、顺女是作家极力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三个可爱的小女孩，在兵荒马乱的动荡中，与家人走散，经历二十多年的种种磨难，终于，阿好、阿蝉与家人团聚，而顺女则始终下落不明。抗日战争战场的硝烟弥漫，以及英雄主义的高大形象，这种传统历史主义史观所注重的大历史、大事件的史诗般巨献，并没有出现在田粟的笔下，而是通过三个弱小女孩离散的曲折经历，表现出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世界，同时揭露了残酷的战争对普通人命运的操纵，重构了民间历史，展示了作家田粟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更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从人性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关照。

当然，小说对普通人的关照，还有客观性的原因，因为作品中的主要抗日力量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当时众多民间的力量参与了抗战，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所以作品中还原了刘胜、郭趸、毕罡、鬼手、桂婶等一批有血有肉的普通老百姓抗击日军的人物形象，切入了真实的生活，更加增强了作品的民间色彩，营造出一个抗战时期真实的民间世界。

这种民间性的表达，仿佛为作品插上了翅膀，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日出东江》中塑造的民间世界不仅具有传奇性，更有丰富的细节性，岭南地区民俗元素舞狮子、渔灯舞比赛的加入，以及当地百姓与日军比武，更加证明了历史场景的真实。历史的细节的生动之处就在于，对民间世界的生动刻画。柏克说，“没有作者的生动和丰富的参加，就不能够把读者完全吸引进去”，作为广东人的作家田粟，他深谙岭南的风俗民俗，所以，他能把一场舞狮子、渔灯舞在锣鼓喧天中被写得活灵活现，岭南的功夫也增强了老百姓的士气，历史的“烟火气”被突出和放大。通过这些微小的细节，尽可能突出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还有一个历史的真实，即民间世界的丰富与生动。虽然我们永远回不到当初的那个历史现场，但是历史仍然可以生动地出现在眼前，作家从更加多元的角度去想象和还原历史。因此说，文学作为文本与历史、现实有着深切的互动关系，在《日出东江》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展示。

柏克还说，“作者的人格在故事中体现的愈多，我们在故事中找到的生命也就愈多”。不得不说，抗日战争中的日本人，也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日出东江》中，对于被侵占家园与土地的岭南人，他们对日本军人的态度，作家也有生动细节的描写。日本投降后，一名日军军医因为迷路而滞留中国，对阿好与阿蝉心生歹念而意外负伤，却被当地民兵送往省城最好的医院，伤愈后，日本兵自愿选择留在中国，在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直至去世。因此说，作家珍视他笔下的每一个生命，即便他是侵略的一方，他们也是民间世界一个普通而无辜的生命。但是，顺女被佐藤军官强暴后致孕的小生命，在发育到五个月时就已经全无生命迹象。然而佐藤的如意算盘是，等待孩子长大，他要他留在中国，让下一代更好地效力天皇。最后的结局是佐藤毫无悬念地死在了顺女的枪口下。在这里，所有生命的去留都通过作家的笔，作家田粟的安排也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这就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对生命的尊重。因此说，作品的思想高度即是作家的思想高度。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往往会有消费历史的倾向，历史可能会被戏仿，或者恶意反转。那么，作家田粟为什么会在《日出东江》的大历史背景下建构一个丰富的民间世界。因为在大历史之下，有多少历史的碎片洒落于民间，来自于民间的暗流涌动，岭南的民间有岭南地域文化积淀的特有味道。身为广东人的作家田粟所执着追求的一种岭南民间文化精神，它可以引导历史的走向，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也要保持一种规范，这就是一种民间立场。所以，我们会理解为什么顺女和她的母亲最后寻亲不遇，音信全无，不知生死，因为她们违背了民间立场的精神。所以，民间立场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它不再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历史观，而是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空间，以至于引导我们无限地接近那个本真的历史状态，这也就是《日出东江》提供给我们的价值所在。

（作者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  刘洪霞）

编辑 范锦桦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