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生写了上千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在不同地方完成的，青岛也是其中一处。

老舍于1934年来青岛，先在国立山东大学教书，1936年夏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教书工作，专心致志创作。这让许多人愕然。当时两个孩子舒济、舒乙已出生，一家四口的生计全靠老舍的工资维持，现在老舍竟然“自我了断”经济来源，生存如何支撑？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教授，特别是名教授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月收入都是三位数，老舍不但有三百大洋的固定工资，还有源源不断的稿费进账。或许正是基于有这个“保障”，老舍才敢于向“工资”说“拜拜”。当然还有更重要一点，老舍要做一下“实验”和“挑战”：凭借稿费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虽然“无收入”，但老舍并没感觉到“困窘”，不像当年在英国，年薪只有250英镑，羞涩而困顿。那时一个普通的英国学生，每年的花销至少要300英镑，名校则要400至500英镑。可怜的收入，既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又要供养远在国内的老母，捉襟见肘可想而知。尽管在此期间老舍写出了《二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三部长篇小说，但创作之外的异国他乡生活却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满足”和“乐趣”。而在青岛情形大不一样，有吃有住有穿有欢乐，想去哪儿随心所欲。老舍先住在莱芜一路，后迁至金口二路，之后又住在黄县路，也就是今天的“老舍故居”，位置和条件越换越好。

在这所幽静的欧式住宅里，老舍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写累了就在小院里练练拳，玩玩棍棒，还跟在草地上爬来爬去的小舒济玩耍一会儿，逗她开心，或者抱在怀里喃喃细语。浓浓的骨肉情，让老舍感受到人世间的真情所爱，此时他全然没有了流落他乡孤独伤感的情绪，而是被家庭的温馨紧紧裹住，任自己创作的激情肆意迸发，势不可挡。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青岛处于一种表面的“安定”状态，老百姓在“平静”的生活中，过着平淡的日子。老舍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无论是政局，还是民情，都不影响他专心杜撰自己构思已久的“祥子”的故事。当然社会表面的平静并不意味着老舍的心里就平静。此时他创作激情里正翻滚着一股悲愤和冲动：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寄寓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对摧残人的社会进行无情的否定。

创作空隙老舍会手夹香烟，走出院门顺着黄县路漫步而行，到旁边的东方菜市场找候客的黄包车夫拉会呱，听他们诉说艰难心酸的苦力生活，吐诉心中愤愤不平的怨气，而这说来无意，听者有心的话题，却成了老舍小说的素材。所以，谁能说《骆驼祥子》里没有青岛黄包车夫的影子，谁能断言“祥子”身上没有青岛“苦力”的元素？

黄包车夫们对文质彬彬的老舍充满敬意，在他们眼里老舍是“另类”：可敬却又可亲。每次老舍会把自己的香烟分发给黄包车夫，再用那好听又柔和的“京腔”与车夫们对话。车夫都愿意回答老舍的疑问，老舍也深深感受到自己被“高看”和“敬仰”，这跟在英国公寓里因“穷酸”被侍女刻薄地奚落截然相反。人格的平等和尊重，无形中更能使人增强自信心和创造力。《骆驼祥子》一经出版，洛阳纸贵。老舍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人民艺术家”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骆驼祥子》融合了底层大众的心声，他们没有文化，不知道如何喊苦，但老舍替他们喊了出来。“喊”得整个文学界耳目一新，“喊”得这个社会为之一震。完成这个使命，老舍是在青岛。所以，青岛是老舍的“福地”，她给了老舍生存发展壮大的土壤和环境，并大度而热情地将其拥抱在怀中。老舍无法割舍对青岛的感情，当他满怀激情写出《五月青岛》时，人们就应该就能够从中读出那饱满的情怀了。

（原题《老舍与青岛》）

编辑 董雯静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王雯 张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