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谈丨“向雅”与“惜缘”——与卢丰先生手谈《好风相从》（三）

《好风相从》展侯军诗并书

卢丰的来函——

艺术的价值归根结底是奔着沟通灵魂而去。从赵士英老师远距聚焦《好风相从》，用一个“雅”字概括了展览之精髓，乃是从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          展览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地把虚拟和现实成为了同步的佐证，展览的艺格没有流于眼前光鲜，没有流于生活表层的“花活”，没流于平面复制，没有流于“搬运工”的角色，方臻达此境。        在盛誉背后，“雅”准确地道出了参展诸家的创作态度，在这一思潮回应下，包含着对中华文字的敬意，并努力表现出物象与心象交融出的美学魅力。雅逸天成的作品，一定是多少次在作者的心灵上敲打过，是求索征途贯之的文化精魂。此展让几位艺术领跑者形象在同道眼前粲然清晰起来，他们颇有创意地缔造着高效、持久的文化氛围，在珍惜与交融中体悟着参展作者“我”与我、“我”与他人、“我”与展览“文化定位”的关系，形成文人呼应的现象。 惟愿“寄荃堂”在“好风相从”的后效应中，珍惜和借助堂友“向雅”的精神层面，意蕴深广，精妙赋形，以新的载体活动，再次无限接近理想的可能性。

侯军的回复——卢丰先生：你在来函中提出，赵士英先生“用一个‘雅’字概括了展览之精髓，乃是从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雅”字，将《好风相从》的外在物象引申到内在心象的层面。鉴于你的立论是由赵士英先生的留言而引发，故而我为了论述的便利，也为了读者阅读的顺畅，特将赵老师的这段留言，全文引述如下——《好风相从》展，使人不由的想起古人的文章，“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不就是人们所向往的精神世界吗？比起那些“大展，特展，荣誉展”等等令人目眩神迷的“展会”，“好风相从”只占一“雅”字，足可名世矣！针对赵老师的这段留言，你阐释了“雅”字在展览中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即：“‘雅’准确地道出了参展诸家的创作态度，在这一思潮回应下，包含着对中华文字的敬意，并努力表现出物象与心象交融出的美学魅力。”好一个“物象与心象交融”，在这里，你已经触碰到中华审美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审美判断中，一直存在一种“向雅”的趋向。雅俗之间，虽说总在互相转换，但“向雅”的一极，似乎一直主导着两者的此消彼长。“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固然代表着雅俗两者的文化形态，但即使在民间，也一直存在着对“阳春白雪”的倾慕和向往，即便“离俗得雅”难以实现，那至少也要逐步“脱俗近雅”。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第一次以“风雅颂”来分类，大体划分了三种艺术风格的不同功用：风是民间的，通俗的；雅是高雅的，文人的；而颂则是庙堂的，宫廷的。事实上，居于核心位置的，恰恰是那个“雅”字——民间的风，有一种贴近雅文化的天然取向，故而出现了“风雅”融合的新意；而宫廷的颂，则居高临下地吸纳雅文化的精髓，使帝王气象中除了奢靡铺张出的堂皇之外，也融进若干文人雅文化的气息——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御用文人和皇家画院，就是这种趋近性的明证。由此可见，雅文化确实是中华审美文化的核心要素。

然而，当一个社会出现某种政治取向上的动荡，或者文化潮流出现某些颠覆性的变革时，也会出现雅俗之间的逆转和跌宕。譬如，20世纪初，西方出现对传统的古典的雅文化的席卷式颠覆，以及我国一段时间内对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雅文化的扫荡，都属此类。在我的少年时期，到处充斥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声浪，充耳皆是宁要“下里巴人”、不要“阳春白雪”之类似是而非的悖论。“美”成为禁区，“雅”成为忌讳。这种自幼及长的灌输，确实曾经让我感到十分迷茫。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根本不知“高雅”为何物！扫荡一种文化非常容易，修复它却很难很难。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如今要回转身来，重新寻找雅文化的坐标，需要更漫长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想追寻高雅文化的坐标，而是我们已被各种各样“伪高雅”弄得不知所措，单举一个例子，西方现代派中的“波普艺术”（Pop Art），原本是从流行文化中汲取风格和题材的艺术，是专门解构和抵制传统的高雅文化的一种通俗文化，当其被某些时髦艺术家从西方拿到国内，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高雅艺术”；再如所谓的“流行书风”，原本就是与传统的经典书风相对立的，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属于通俗的范畴，却被某些书家和论者奉为“高雅艺术”。至于那些几乎沦为杂耍一般的“吼书”“丑书”“乱书”之类，本来与经典雅文化毫不相干，却时常被“装扮”成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呼朋引类，招摇过市，令人真伪难辨……

《好风相从》展赵士英先生书法

《好风相从》展马元教授画扇面

寄荃堂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号，无力扭转这些乱象，也无意厘清所谓真雅假雅。我们以一个自发的、小小的《好风相从》展览，表明我们对高雅艺术的虔敬，阐释我们对雅文化的理解，恰如你在来函中所说：“艺术的价值归根结底是奔着沟通灵魂而去。” 而“雅逸天成的作品，一定是多少次在作者的心灵上敲打过，是求索征途贯之的文化精魂。”显然，你看懂了《好风相从》百多位艺术家的“初心”和“精魂”，因此，你对寄荃堂以及堂内诸多堂友们给予厚望——“惟愿寄荃堂在《好风相从》的后效应中，珍惜和借助堂友‘向雅’的精神层面，意蕴深广，精妙赋形，以新的载体活动，再次无限接近理想的可能性。”卢丰兄说得真好！不过，我深感你的期望值实在过高了，我们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们会朝着“向雅”的方向继续努力。谢谢你给我们设定了如此明确而高远的目标——卢丰兄如今也是我们“堂里人”了，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惜缘”的堂风

卢丰的来函——

中国人喜欢用“同”来为自己划定各种关系网和圈子，那么“寄荃堂”就是同寄意兴、同抒感慨、极具份量的沙龙。“好风相从”展的翰迹，既有恢弘的气象，又不时透露出生动活泼的意趣；既高古，又富有现代气息，几乎不受任何阻碍地“吸睛”着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展览作品给人的思想以驰骋的余地，让人欣赏书法就像是在欣赏诗词。臻此境界，谈何容易！以“取一瓢”的心态，就感渗透出沉静而散远的气象，让人折服。艺术本身就是思想的写照 ，此展收摄着密切关注寄荃堂的传统社会精英，是由一个个禀赋、环境、志趣、毅力、机缘的堂友的一次同道而行。该是艺术追求内在逻辑的展开，也是外部环境的催化。已然明证了堂主保持着文化根性的思考，统摄和谐地找到一条汲取多种要素的渠道，并在“毋走常蹊”中，带来的是通贯、糅合和整全性的风貌。

侯军的回复——

谢谢卢丰兄的评点！你的视野远超一个小小的寄荃堂，也延展了《好风相从》的境域。我赞同你所说的“艺术本身就是思想的写照”。没有思想，没有主旨，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成了“无主游魂”“散兵游勇”，观者无法从你的艺术中看到你的所思所想，欣赏也就成了“浮光掠影”，难以引发心湖的涟漪。《好风相从》原本并未设定什么主旨和思想。我们起初只是邀请堂友们一起玩一玩儿，网上雅集，线下聚首，让平时难以交流和沟通的堂友们，以“寄荃堂”的名义聚合在一起，共享我们自己的一次艺术欢宴。但是，及至后来，展品越来越多，摆在一起一一欣赏，却如你所发现的，“此展收摄着密切关注寄荃堂的传统社会精英，是由一个个禀赋、环境、志趣、毅力、机缘的堂友的一次同道而行。”这真是一次美妙无比的“偶遇”和千里赴约的“重逢”——说是“偶遇”和“重逢”，是因为这些堂友或许早已在群里、网上、朋友圈里，各自知其名姓，欣赏各自的艺术，却无缘聚于一堂，这次《好风相从》恰好“生逢其时”，给了“同道”们一次同堂比肩，互认好友的良机。我发现不少参展艺术家之间，已从素不相识，变成了“同堂好友”，不只在《堂会》中可见他们的互相评点，同声相应，即便在朋友圈里，也时常可见他们之间的互赞互评切磋交流……我因为是他们共同的微友，所以能经常“窥视”到他们的互动。心里说，真好！

《好风相从》展顾风先生书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由此，印证了你所说的那个“同”字——“中国人喜欢用‘同’来为自己划定各种关系网和圈子，那么，寄荃堂就是同寄意兴、同抒感慨、极具份量的沙龙。”我在写作那本《孤独的大师》时，曾经对西方、特别是法国19世纪的“沙龙文化”，印象颇深，特别羡慕；相比较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雅集，感觉这两种模式恰好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人的两种交往方式。东方的雅集是散淡的、松散的，无固定时间也不设定固定参与者，体现着东方文人的潇洒率性；而西方人是严谨的，讲究规矩和制度，因此，他们的“沙龙”是设定门槛的，有专门的品评机制，后来不只是要聚会，还要展览，还要定出孰高孰低。相比之下，你说寄荃堂是个“同寄意兴、同抒感慨、极具份量的沙龙”，是高抬我们了，只能说是有点类似而已。其实在我看来，寄荃堂更像一个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松散的“雅集”，而且，隐约体现着佛家所谓“一期一会”的意味——每次相聚，都有不同的参与者；即使聚齐了同样的参与者，其聚会的环境、氛围、主题、心态，等等，都有所不同。这也就是说，每次聚会都是唯一性的，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佛家讲“惜缘”，因为每次有缘相会，皆是不可替代过往不复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适合于寄荃堂，因为我们的每次堂会也是不可替代和过往不复的。相遇虽是“偶然”，重逢更是有缘，因此，我一直很“惜缘”！故而，我期望“惜缘”也能成为我们寄荃堂的一个“堂风”——不知各位堂友以为如何！我与卢丰先生的这一系列《手谈》，暂且告一段落。相信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继续《手谈》，乃至面谈。（2020年12月22于北京寄荃斋）

编辑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