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义宁陈门五杰暨陈寅恪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2020年11月20日至22日在江西修水召开。受修水县人民政府盛情邀请，兹以《“四觉草堂”“散原精舍”“陈寅恪”义音三札》，参与会议讨论。

同治元年（1862）秋天，陈宝箴在江西义宁竹塅老家建了一座读书楼，取名为“四觉草堂”。而且，陈宝箴晚年也以“四觉老人”自号。

修水竹塅陈宝箴陈三立故里。

何谓“四觉”? 武宁人李复在《四觉草堂记》中有个说明：“陈子又深有惧夫视、听、言、动之四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而或有不能以自觉也，遂以名斯堂。”

李复与陈宝箴谊在师友，这个解释很难让人不信。但揆之于理，却十分牵强。比如“四目”——视之于眼、听之于耳、味之于口、触之于身，才是“四觉”，何涉乎言、动呢? 所谓“觉”者，一定是即事而感；而人之言、动，奚必不可先发? 故将视、听与言、动并列于“四目”，是为不伦。

又如“四端”——《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四端”犹如“四体”，于人先天而具，属于人的知、能范畴。把先天而具的知、能，和后天即事而感的觉、悟同观，殊为不类。

一个不伦不类的说明，应该不会是陈宝箴命名“四觉草堂”的原意吧。

作者和著名“义宁陈学”专家张求会教授（左）在修水竹塅陈宝箴陈三立故里合影。

那么，原意是什么呢? 有关资料显示，陈宝箴的“四觉草堂”，建在离他家住地不太远的一个山洼里。这个地方当地人叫“四角埚”，也有写“四合埚”的。“合”，《广韵》有两读，一个是现在“会合”的“合”，一个是现在容量词“升、合”的“合”。读后一音的“合”，在客家话里与“角”音近，也有“聚拢”的意思。

因此，我的判断是：陈宝箴原意乃以山名堂——“四觉草堂”者，“四角/合草堂”也。只不过他认为“角”字或“合”字，形俗意浅，就换了一个雅驯义丰的“觉”字。在客家话里，“觉”与“角/合”，音同或者音近。同（近）音替代，在地名中是常有的事。

附带一提的是，此次会议安排参观“凤竹堂”，亲见展馆图片说明中“四角埚”径作“四觉埚”，似可证鄙见不谬。

戊戌政变，陈宝箴以“滥保匪人”而“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也因“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日，陈宝箴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长沙抚署返回江西。他们先在南昌磨子巷赁屋短暂居住，次年便迁入南昌郊区西山自建的“崝庐”了。

大约1899年，陈宝箴（中坐者）与家人在南昌。左一为陈方恪，左二为陈寅恪，左三为陈覃恪，右二为陈衡恪，右一为陈隆恪。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陈三立挈家移居金陵。两个月后，留在西山的陈宝箴突然“以微疾卒”。陈三立在西山居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西山这个地方，一定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隐痛。所以，当他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便在金陵青溪畔筑屋十楹，建起一栋“散原精舍”，乃至陈三立晚年更以“散原”为号。

西山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叫“散原山”。“散原山”最早见于北魏时期的《水经注》，后来又衍生出一些别样的叫法。

同治《新建县志》卷五：“西山，在县西章江之外二十里，即献原山。《水经注》作散原山；《豫章记》作厌原山。”相传西汉南昌县尉梅福弃官后曾学道于此，故又称“梅岭”。

古代的西山是道教名山。《广舆记》：“南昌府西山，在府城西大江之外，道书第十二洞天。中有梅岭，即梅福修道处。有鹤岭，即王子乔跨鹤处。其最胜者为天宝洞。”随便翻检一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以及历代的《一统志》等任何一本历史地理书，都会有关于南昌西山的记录——或道家人物，或道教掌故，或修道遗迹，或宫观建筑……可见西山的道风之盛，历史之久。

最先著录“散原山”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散原山”时也有不少文字涉及仙、释：“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叠嶂四周，杳邃有趣。晋隆安末，沙门竺昙显建精舍于山南，僧徒自远而至者相继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旧说洪崖先生之井也。……西有鸾冈，洪崖先生乘鸾所憩泊也。冈西有鹄岭，云王子乔控鹄所迳过也。有二崖，号曰大萧、小萧，言萧史所游萃处也。”这里说到的黄帝时代凿井五口汲水炼丹的洪崖先生；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修炼的周灵王太子王子乔；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夫妻二人乘凤凰登天的萧史——哪个不是仙道人物？

行文至此，“散原山”的得名与道家文化的联系，已经昭然若揭了。丹散、行散、萧散，是道家的寄托、道家的功课、道家的精神气质。这个“散”字，也是“散原”的“散”。“原”者，地方也；如高原、平原，即高地方、平地方——“散原山”，就是道家的洞天。这个“散”字，只能读去声。

徐悲鸿所画的陈三立

陈三立一生以儒立身，但他对道、释亦涵泳极深。他用“散原精舍”来作斋名，一定是用心读了郦道元这段文字的——比如道家的故事，比如沙门竺昙显建的“精舍”。

“散原山”，又有“厌原山”“献原山”的叫法，有必要稍作解释。

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好服五石散（又叫寒食散），服后必须行走以散发药性（否则易中毒），这种行为就叫“行散”。“厌原山”的叫法，或与“服散”“行散”有关。“厌”有“饱”“足”“吃多了”的意思。服散的人，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吃多了的人，也常常会用“散步”来消食。

至于“献原山”，“献”应该是“霰”的借音字。“霰”与“散”是同源字（犹如“霪”与“淫”一样）。所以，“献原山”就是“散原山”；而且，这更佐证了“散原山”的“散”要读去声。另外，上引同治《新建县志》那条书证，也能说明直至清中晚期，“献原山”还是活在当地人口中的一个常称，不像现在人们只知道“西山”或“梅岭”了。

先解释一下“腭化”。

“腭化”是一个语音学名词，这里专指汉语声母辅音g、k、h受后面舌位高的前元音影响而变成j、q、x的语音现象。比如像“江、讲、绛、觉”这一组字，古代声母是舌根音g，现代汉语普通话读j了，这就叫“腭化”。但现在一些南方话，“江、讲、绛、觉”声母还是读g，那就是没有“腭化”。

古代人研究汉语音韵，先是发明了用“反切”法来记录字音，后来又发现了“韵图”，把汉字按声、韵、调的相同和不同装在各自的方格里。换句话说，所谓“韵图”（最著名的有《韵镜》和《切韵指掌图》），就是古代汉字的“声韵调配合表”。研究“韵图”学理的学科叫“等韵学”，是一门很冷僻的学问。

《韵镜校证》

《宋本切韵指掌图》

在“韵图”中有一组字，即“康、慷、抗、恪”——“康”读“苦冈切”，“慷”读“苦朗切”，“抗”读“苦浪切”，“恪”读“苦各切”。不难看出，这是一组按平、上、去、入四声不同而排列的同声母字（反切上字都是“苦”）。“江、讲、绛、觉”，与此同理。只是“康、慷、抗、恪”在“宕摄”图中，“江、讲、绛、觉”在“江摄”图中。

“韵图”中的“康、慷、抗、恪”

语言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相同的条件下相同的变，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变，这是语音演变的铁律。比如“江、讲、绛、觉”，从古代到现代，南方话不“腭化”，北方话“腭化”（条件是“江摄二等字”），但不管“腭化”还是不“腭化”，平、上、去、入的字都是齐步走的。

“韵图”中的“江、讲、绛、觉”

现在来看“康、慷、抗、恪”这组字，相同的反切上字“苦”，现代汉语普通话声母是k，没有“腭化”。古今一致，南北无差。古代的韵书、字书，没有“恪”字又读的著录。现代规范的字典、词典，如《王力古汉语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恪”字也都只有一个读音。“恪”字不“腭化”，乃至于说，“恪”字无两读，已无异义。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明确规定“恪”统读kè。现在有些辞书（如《辞海》等）保留“旧读”，是不规范的。

陈寅恪的“恪”发生读音争议，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的事。翻检九江学院陈寅恪研究院编辑的《陈寅恪研究资料目录》，自1997年至2015年，光从题目上就能看出是讨论“恪”字读音的文章就有22篇之多。我研究汉语历史语音和现代方言三四十年，以前没有加入到这个争议的队伍中去，是我觉得一个字音争了二十多年都不能“息讼”，一定是这个字音的问题已经逸出了语言学范畴。如果我们还是在历史音变、语音规范或者字典、辞书里打转转，恐怕永远都走不出这个迷宫。

陈寅恪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和复旦大学汪少华教授微信聊天，我告诉他：面称陈寅恪而将“恪”字读腭化音的可能是唐筼。耳濡目染，陈家子女和陈门弟子在背称陈寅恪时，也将“恪”读“腭化”。陈门弟子是极有影响力的，尤其是像季羡林、周一良这样的饱学前辈，在陈寅恪的各种纪念会议上也读“腭化”，以致那些原来抱持传统读法的与会者都怕自己“没有学问”而不敢坚持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出版，“陈寅恪热”在全国蔚然兴起，以“季羡林、周一良”们引领的读法也由学界走向了社会。于是，“恪”字“腭化”的和不“腭化”的两种读法交相辉映，一场延续二十多年至今未息的“争讼”也拉开了序幕。

在我没有来修水之前，以上的叙述还只是一个“高氏猜想”。可以说是我在语言学之外另辟蹊径，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对“恪”字为什么会有“腭化”一读的分析与解释。巧幸的是，我的猜想在修水会议上得到了证实。

会议的开幕式（11月21日上午）上，安排了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发言。胡先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4年考为隋唐史研究生，师从汪篯教授，是陈寅恪再传弟子。可能是因为会标的左上角有“黄庭坚家乡，陈寅恪故里”的说明词，而“陈寅恪”的英文转译作“Chen Yinke”，胡先生一上台就说：“来修水开会，才知道这里念Chén Yínkè，但我还只能叫Chén Yínquè。因为汪先生告诉我们，师母就是这样叫的。”汪先生所称“师母”，当然是陈夫人唐筼了。

陈寅恪与家人

就在我修改这次学术研讨会发言稿的时候，汪少华教授又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唐筼是广西灌阳人，母亲难产去世，自幼随苏州人养母潘氏去了苏州，后又随养母到天津。看来养母方言对她影响大。”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验陈寅恪三个女儿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

是的，唐筼读“恪”字声母腭化，一定与她的语音特色有关。是苏州话“腭化”，还是天津话“腭化”，我对这两种方言没有了解。也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是她根据其他“腭化”字的类推。因为“恪”字虽然不生僻，但也是个书面语字，口语也是读书音，一般方言调查的结果参考价值都不大。

此文的写作充满偶然性。参加修水学术研讨会，是会议前十来天才答应下来；研讨会上发言，更是开幕式头天晚上最后决定。

我发言的题目，原来是《义宁陈门五杰“小学”三札》，而当时讲的内容，有现在的第一札和第三札。第二札是因为修水散原中学老师的问询而在会后写成的。这位老师问的是：散原中学因陈散原而得名，我们听到专家教授们都读陈散原的“散”为上声，而我们念学校的名字“散”是去声。难道我们读错了吗？ 我在回深圳的路上就在想这个问题，并通过微信一直和张求会教授反复讨论；求会还帮我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估计能成稿后，我就换下了讨论发言时的那一札（与陈衡恪有关）的内容。现在的“三札”，依次是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的名号问题，祖孙三代，各有一人，所以我就把标题换成了《“四觉草堂”“散原精舍”“陈寅恪”义音三札》。

第三札本来只是一个猜想，过去和朋友讲过，会议报到的当天，又和张求会、胡迎建二教授说起来，他们觉得有道理。特别是求会，鼓励我一定要在会上发言。但我仍然没有想到要把它写出来。直到听了胡戟先生的那句话，才有了现在的这些文字。

在讨论第一札的发言时，我就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学问之道，旨在还原真相、探求真理。凡求之过甚、矜奇炫博者，皆大悖为学原旨。在着手写作此文时，我又有一条深刻的体会：涉及“义宁陈学”者，修水当地人的任何说法都值得重视。

一次偶然参加的会议，没想到能有这么多的收获。

《深圳特区报》2020年12月15日B4理论周刊/学术专版刊载本文。

编辑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