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作家马伯庸发表过的作品，范围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领域，其文字充满奇思妙想，让严肃的历史拥有了诙谐却不油滑的表达方式。他用情节轻松有趣却极具深厚文史知识的作品，俘获了一众读者的心。11月15日，这位脑洞大开的“文字鬼才”带着2020年长篇历史小说《两京十五日》做客中心书城，用精炼幽默的语言为深圳的市民读者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新书分享会。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马伯庸，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得主，目前共出版长篇小说9部，历史纪实一部，短篇集4部，10余部著作授权改编成影视作品。在采访中，他将自己的写作风格形容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即绝不杜撰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在勾勒细节时，则遵循历史发展逻辑和时代特征，加以想象。因此，在马伯庸的作品中，既有渲染涂色的超逸想象，也不乏严谨厚重的史料佐证。

由于注重对历史细节的把控，马伯庸扎实的文字考据功力被称为“文字考古”。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处描写让读者久久难忘：“被绑架的王家姑娘头上戴着金丝楠木簪，凭借对材质的熟稔，判断她定是个官宦千金。”这样入木三分的细节刻画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马伯庸总能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进而巨细靡遗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一部基于明代真实历史创作的纪实作品，每一个情节都必须有所出处，所以我需要查阅大量原始文献。”马伯庸在活动现场对市民读者说道，“收集资料的过程一波三折。当在知网的一篇论文中发现我所需要的某份文档收藏在社科院的图书馆时，我直奔过去，却吃了闭门羹，原来社科院图书馆需要证件和介绍信才能进。峰回路转，接待处的小姑娘正好是我好朋友的朋友，所以建议我向另一位老师求助。得此人引荐，我结识了那位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并买回刊载有这位专家学术观点的杂志，这才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当谈及获取海量文史知识的途径时，马伯庸表示，去知网下载冷门、枯燥的论文是他常会做的事情：“除了写小说，我还起到了桥梁的作用。”马伯庸说，“我有两个能力，第一，是能看进枯燥的历史文献；第二，是我能从文献中发现好玩、读者感兴趣的点子，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将学术研究讲给大家听，让人们了解历史研究学者工作的价值。可以说，如果没有研究员提供的资料，我的作品就不会有这么多史实。”对历史的尊重，还源于一份责任。“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了解古代普通人的生活规则、道德习惯等，越是了解的多，越能珍惜现如今的生活，尊重五湖四海不同的生活习惯，从而开阔眼界，做到换位思考，避免故步自封。”马伯庸对记者说。

努力在前，天分在后

“我一直觉得，努力占80分，天分占20分。我算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作家，努力分能拿到70分左右，但天分最多5分。”对于“天分”二字，马伯庸自觉有些心虚，但写得好，是藏不住的。

在他心中，努力与天分是有先后次序的：努力在前，天分在后。“没有努力，只有天分，最多能达到20分。人们只有在努力的基础上才能谈天分，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在马伯庸看来，发现、用好天分的重要途径就是不断试错。“天分是在不断的练习、实践中发现的。一个人有哪方面的天赋，必须亲自动手去做、去试错，才能发现。天分不是躺在床上自动提醒你，它来了，而是要不断尝试。”

从2000年开始写作起，马伯庸就一直保持着创作状态。他自谦道：“我没什么天赋，只是坚持。”2019年之后，马伯庸的阅读风格有了些许变化，他开始注重下沉式阅读。“我不再大量阅读宏大背景的历史文献，而是着重阅读地方志，了解当地的民俗、传说，和看似冷门的东西。”

与其问道于浮云，不如躬耕于山根。小人物的命运总是马伯庸最关注的，也是写起来最有意思的，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的尘埃落到个人身上可能就是一座大山。“小人物是蝼蚁，对时代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如果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汇聚在一起，便会成为时代潮流。我现在喜欢看的，是各种关乎底层人喜怒哀乐的书，从底层发力向上发扬，深入到最深处去弄清楚原初的驱动力，看底层人们的生活如何影响到大时代。”《两京十五日》就是这样一本书。

从南京到北京，高铁G22需要3小时16分，飞机需要1小时55分，开车需要11小时43分。如果在明朝初期，只有15天时间，如何完成这段旅程？如果一路还需要躲避追杀呢？在今年7月新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两京十五日》中，马伯庸向读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明洪熙元年，当朝太子朱瞻基宝船在南京秦淮河畔被炸沉，天子病危消息传来，一场横跨两京的惊天剧变令太子踏上了疯狂的极速之旅。他必须在15天内跑完两千两百余里路，从南京赶至北京去拯救大明。而在故事开头，小人物捕快吴定缘被人用银子征入护送太子的队伍。看似以一己之力扳回局面，实际上被人当成棋子用。时势造英雄，吴定缘如果不是碰巧被安排在秦淮河畔的扇骨台当差，可能也不会稀里糊涂救起朱瞻基，也不会后来又与于谦结识。虽然几次想中途退出，但是冥冥中似乎有一条线牵着吴定缘去搭救朱瞻基，除了他，一路上土匪白龙挂、“病佛敌”梁兴甫、盐商汪极、纤夫头子孔十八，都是被裹挟进来的小人物，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在影响故事的走向，也就是当时的历史。

不难想象，这是继《长安十二时辰》之后，又一备受影视圈追捧的故事。而谈到是否会选择向编剧转型时，马伯庸表示：“我没有参与这些，就只写小说。文字是诗意的表达，而影视剧是视觉化的表达。无论是编剧还是拍摄，这都是我不懂的行业，交给专业团队去做。”

内容比载体重要，阅读不能预设目的

看到北区大台阶座无虚席，刚走上舞台的马伯庸掏出手机，记录下深圳读者热情的一面。“我每年都会来深圳做新书签售，深圳的阅读氛围一直让我特别欣喜。原来的我有个偏见，认为深圳没什么文化底蕴，但来过几次后发现，深圳阅读的热情要大过任何一座我去过的其他城市。从历次签售现场的互动来看，深圳读者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不少专业问题超出我的知识范畴，确实招架不住。”马伯庸的回答引得现场阵阵笑声。

“参加活动前，我有个习惯，就是在附近的书店转一圈，至少买一本书，因为在我看来，实体书店有不可取代的一面。人们站在书架前浏览的时候，并不知道接下去映入眼帘的是什么书，这是网购无法带来的惊喜。网络的推荐算法会让读者的选择越来越窄。而世界上肯定有一本书，是读者一定喜欢、却又完全想象不到的，而这种书只有在实体店才会遇到。”马伯庸说。

智能手机的盛行，让人们进入了读屏时代。科技的发展、生活的便捷，让人们有了新的阅读选择和新的精神加餐。但无论是读书、读刊还是读屏，马伯庸认为，都必将是有价值、有意义、有成就的阅读。

“阅读最重要的是内容，不是载体。”在采访中，马伯庸对记者说，“有人认为，现如今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但我觉得恰恰相反，电子阅读扩大了阅读渠道和范围。对我来说，当电子书出现时，我很快便转到电子阅读了，现在手机里有大约10个阅读软件。电子阅读不一定是浅阅读，我在手机上也阅读了很多经典作品。碎片化或肤浅的阅读，跟书的内容有关，并不是载体的问题。”在他看来，“想读”才是阅读的源动力。

“读书不能提前预设目的，只有读完内容后，人们才会知道是否带来了内心愉悦，或对未来生活有所帮助，提升了人生品质。”说到这，马伯庸向读者举了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喜欢去游戏厅打游戏，我妈就要求我以出去玩游戏为主题写一篇作文。从那以后，我便失去了打游戏的兴趣。这跟阅读是一样的，如果提前预设目的，你就会觉得阅读变成了一种学习，便失了动力。而最好的阅读方式是，遇到不懂得地方迅速用手机查，提升自己的知识面。”

自2014年起，每至岁末，马伯庸都会向读者发布一份书单。谈到2020年度书单时，马伯庸表示，不会特意将书单归类，而是提倡“杂与广”的阅读方式，这样碰到好书的几率才会大。

见习编辑 连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