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那个讲故事的人
孟繁华
2020-11-14 14:34

莫言

莫言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获诺奖演讲的题目就是“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说“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 小说和故事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自明性的问题。有人强调小说不是故事,起码不仅仅是故事。他们强调小说的“意味”,强调小说的“形上性”。这是一个不可争论的问题,如果争论,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在我看来,小说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故事。小说要塑造人物,要设置环境,要讲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要处理世道人心,如果没有故事,这些诉求是不能完成的。小说原初的含义是“正史之余”,是“稗史”,“别史”或“杂史”,但不是正史。在小说发达的时代,逐渐取代了诗词的正统地位之后,它是在勾栏瓦舍说给引车卖浆者流听和看的。试想,如果没有故事,那些看官凭什么兴致盎然地挤向勾栏瓦舍。至于小说后来的“意味”,是现代作家为了标新立异对传统小说的起义或造反。他们另起炉灶,在小说中添加了别的东西诸如“意味”,当然也自有道理。因为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正面强攻是不现实的,于是才有了形式的意识形态。他们改写了小说已有的方式,有文学史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先锋文学实验了小说的“意味”之后,又纷纷回退五十里下寨,又回到了故事,尽管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发生了变化,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讲述。莫言也是如此。

莫言获诺奖之后,发表了很多作品。其中有《一斗阁笔记》,还获了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授奖词是我写的——

莫言获诺奖之后,其创作备受关注。名满天下的莫言依然故我,我写故我在。《一斗阁笔记》突发奇想,回头接续笔记小说的传统,旧瓶装新酒,老树发新枝。是民风民俗,是杂录杂感,是传闻随笔,信手拈来,不拘一格,笔之所至信马由缰,想象奇崛,风格传奇,虚虚实实,亦别有深意存焉;从先锋到写实,从魔幻现实主义到本土文学传统,转换自如天马行空。笔端自由是一个作家的心灵自由,《一斗阁笔记》显示了莫言小说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亦表达了本土文学的源远流长。

《一斗阁笔记》没有收进《晚熟的人》集子里。但是,我对《一斗阁笔记》的评价,同样也适于对《晚熟的人》的评价。这是莫言获诺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读过之后,我觉得莫言在变与不变之间。说他没变,是说他还是那个从容、淡定,宠辱不惊的莫言,还是按照他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说他变了,是指这部《晚熟的人》更贴近现实生活,以“莫言”或“我”的身份、角度讲述故事,表达了他对生活介入的深度,同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和仿真性。如果概括《晚熟的人》特点的话,那就是故事的土地性,人物的多变性和现实的批判性。小说集凡十二篇,几乎都是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里成长的。《左镰》写的是典型的乡村生活场景,一个流动的铁匠铺引出了左手使镰的田奎。表面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场景有暗流涌动。田奎因欺负傻子喜子和妹妹欢子,被他爹砍掉了右手,原来可以左右手写字的田奎,只能用左手使镰了。田奎右手被他爹砍掉,没有具体的场景描写,删除了血腥。但这一极端化的残酷行为,无处不在地弥漫在小说的缝隙处。按说小孩子之间的恶作剧,不至于用剁手的方式惩罚。但只有这样的处理,小说的艺术性和震撼力才会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小说是写不可能的事物,也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化。只有一只左手的田奎经历了这一个阵仗,便没有了恐惧感,他敢一个人去坟地看蛇洞中的花蛇,这一段描写有魔幻性。欢子是一个“克夫”的女人,已经“克死了”两任丈夫。当问到田奎是否敢娶寡居的欢子时,他只有一个“敢”字,小说结束了。那个流动铁匠铺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也就落到了人物身上,田奎心里的坚硬和柔软被统一起来。小说中爷爷和老三的对话,是农民的智慧和机锋,简洁却生动无比。

《晚熟的人》是一篇令人欲罢不能的小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蒋天下、蒋大、蒋二蒋老总是晚熟的人,莫言是晚熟的人,单雄飞是晚熟的人。他们之间或许有早熟的人,或自以为是早熟的人。但和那两台“推土机”相比,大家都是“晚熟的人”。小说写的是民间的生活场景,前半部写知青和本土青年的“斗争”,后面写武术大赛。两个场景里都有“诈”——前半部知青放电影传出的是假消息,常林等一干人马筋疲力尽狂奔七八里地,结果没有电影;后面的武术比赛,一个渡边陵的孙子渡边一郎的上场,将比赛搞成了民族复仇的角斗。结果是渡边一郎是常林儿子“五毒”装扮的。两个假消息使小说风生水起,极具可读性。有明清白话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的遗风流韵,民风和场景充满了中国情调和经验。同时,小说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有鲜明的现代意识。无论是比武还是拆擂台,推毁“滚地龙拳展览馆”在“非法”与“合法”之间,大家无一不是“晚熟的人”。于是,莫言称得起现代知识分子了,他以小说的方式“插手了与己无关的事务”。

《斗士》中方明德、成功,是滚刀肉式的乡村人物。《水浒传》中的牛二已经被青面兽杨志手刃,但这个绵长的人物谱系就这样延续了下来,他们是凶残的弱者。《贼指花》在小说中非常特别,大概是唯一不是出自土地的小说。故事套着故事,情节复杂,但叙述没有任何障碍,行云流水。尤金、武英杰、法拉利等作家栩栩如生。这些作家的嘴脸远没有那些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人物可爱。一个群体的面目一览无余;《等待摩西》中柳卫东失踪30年还是回来了,等待摩西没有成为等待戈多。不是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小说本身有内在的发动性期待。马秀美30年的等待,与其说是宗教的力量,毋宁说是本土的执念文化使然,所谓感天撼地也就是马秀美了。而诗人“金希普”、“宁赛叶”,是志大才疏百无一用自以为是的人物,莫言用极端化的方式刻画了他们。还有《地主的眼神》,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小说。人心和人性与身份没有关系。身份的认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与世道有关。但孙敬贤不是一个好人,看到他割地时看“我”的眼神,就看到了他的内心。但他因一篇作文吃了很多苦头也与他不是好人没有关系,也与世道有关。孙雨来是地主孙敬贤的孙子,他阳光、青春、热爱土地、热爱乡村,要多打粮食,他很像梁生宝的孙子。他不喜欢自己的爷爷和父亲,父亲孙双库重金为自己的父亲出大殡,是一种耀武扬威的报复,当然也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身份是语言给定的,因此,无论人还是社会,无论身份还是历史,都始于语言,是语言创造的,这也是词与物命名的关系。

《澡堂与红床》写热气蒸腾的世俗生活。生活总有万端感慨。但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棉花加工厂变成了澡堂子,下属石连成成了老板,厂长也只能追今扶昔。但这就是生活。红床把该写的都写了,没写的更多。小说很干净,俏皮,但也很沉重,毕竟又有女孩子去了红床。《天下太平》写人与鱉的对峙,写了发展的悖论。以少年小奥的视角呈现了当下的世相,但小说的主要情节在《食草家族》中出现过。而且小说的叙事语言不那么统一,前半部很西化,多用白描云淡风轻闲笔很多,后半部几乎是写实。

《红唇绿嘴》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小说。覃桂英小时候就用头发编成鞭子抽打李老师,致使李老师投了井;农业中学毕业后当了工作队员,在病房众目睽睽下与青岛一个科长的儿子苟且行事;结婚后到关外多生了三个孩子,回到村里无地可分,覃桂英便和丈夫在县政府搞了一出卖孩子的闹剧;这个人巧舌如簧,有了网络之后,打表哥莫言的主意,要卖谣言给莫言。覃桂英是一个坏人,他是和孙敬贤一样的坏人。季羡林先生说,坏人不会变好,只能变老。因为坏人没有反省检讨自己的意愿。《火把与口哨》的人物宋老师、杨洁巴、顾双红、三叔、郑华波、邓然、邱开平等人物,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读《晚熟的人》,会想起鲁迅的《呐喊》《彷徨》,一篇一个样式,没有模式化和雷同化。因此,莫言小说的创造力依旧,不愧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作家。

编辑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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