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书评｜“历史的剪辑师”王笛，带你回到现场

1982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王笛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用显微镜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学家。这个从小在成都街头巷尾长大的学者，后来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却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和市井生活的特殊敏感。从《街头文化》到《茶馆》，从《袍哥》到《消失的古城》，王笛像一位时空侦探，总能在历史褶皱里发现被忽略的细节，又能从中读出不一样的历史和人文信息。他的好多本关于中国的书，都是这么写成的。

2023年，王笛推出了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把镜头对准了民国初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本书像一部多线叙事的史诗电影，既有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为山东权益据理力争的慷慨陈词，也有美国记者鲍威尔在上海租界记录的市井烟火；既能看到司徒雷登创办燕京大学的执着，也能读到赛珍珠在安徽南宿州农村的见闻。王笛用西方媒体的报道、外交官的日记、作家的随笔拼出一幅立体的民国政治、社会和市井图景，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微观史”大家的独特功力：总能从被人忽略的历史踪迹、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大时代的波澜。

民国时期，有一份叫《密勒氏评论报》的报纸非常有名，因为经常报道中国新闻。这份报纸由托马斯·密勒、约翰·鲍威尔，以及美联社的约翰·莫里斯等几位志趣相投的媒体人，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的。王笛先生用不短的篇幅介绍了这份报纸的历史，以及几位创办人，尤其是约翰·鲍威尔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从一个来华的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人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托马斯·密勒是第一批来华的专业记者之一，所以他顶着个“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的名头。1900年，他作为《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报道义和团，谴责八国联军，并萌生了对中国的同情。密勒还曾于1911年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The China Press)，而这是美国人在上海开办的第一份英文报纸。而约翰·鲍威尔于1917年2月首次来到上海。那时的鲍威尔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因为他曾就学的密西西比大学的课堂上，教授们几乎不会提及中国，只有在历史课上才会有一点中国的事情。他抵达上海的这天正逢下雨，地上有泥水。但他拒绝了黄包车夫的好意，步行前往礼查饭店。这家饭店当时在上海相当有名气，是由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许多名流都在此吃饭消费，进进出出。一次，一个上海本地人曾幽默地对鲍威尔说：“这家饭店是上海所有骗子和流氓的聚集地，假如你有兴趣待在这里，你就会信以为真。”

就在这家礼查饭店，鲍威尔同他的老板密勒先生见了面。在上海，对于日益增多的美国侨民来说，能够读到一份美国报纸是相当有必要的。于是，《密勒氏评论报》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诞生了，没想到的是这份创办目的是为美国侨民服务的报纸，却为民国留下了那么多的历史信息。

鲍威尔后来回忆了他刚到达上海时的印象。那时候，码头和栈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黄浦江两岸，蜿蜒数英里。空气中飘荡着美国船员们的歌声，他们在装货、卸货的时候，总是唱歌或者大声喊叫。在我们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很熟悉，因为总是在关于那个时期上海的电影中出现。

19世纪时，美国的旗昌洋行垄断了上海、广州、马尼拉的贸易，操纵着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各通商口岸的水运业。这家美国洋行的栈房就位于上海滩沿岸，其建筑就像城堡一样，紧邻着河岸，几条街之外就是法租界和南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时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都由旗昌洋行的商人担任，他们包办了美国在华业务，其中就有驻上海领事金能亨。这个金能亨就是不顾英国领事的抗议，公然在英租界竖起一面美国星条旗的那个美国领事，他宣布在这个区域内，美国与英国享有同等的权利。

他所说的区域就是虹口，地理位置优越，面积与英租界相当。在华的美国人当然很高兴，但美国政府却否决了他们的做法。无奈之下，在沪的美国人只好去劝说地方当局，要求把虹口地区和英租界合在一起。就这样，所谓的“公共租界”就形成了。“公共租界”包括被合并的虹口，后来还把杨树浦列了进去。

书中不但介绍了这样一些历史旧事，还有鲍威尔一家的日常生活的记录，甚至还顺带考证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说法。经过对已有的历史资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是不存在的，而据鲍威尔的回忆，当时外滩公园不许中国人入内，木牌上写着“禁止携带宠物入内”，但这项规定后面，还列有中国人不许入内，这引发了政治纠纷。后来愈演愈烈，这条规定被说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书中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并不只是鲍威尔一人，如第七章专门讲述了赛珍珠在安徽南宿州的生活。赛珍珠在江苏镇江长大。1917年，25岁的赛珍珠随丈夫卜凯来到安徽北部这个小城，一住就是三年。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这里真正触摸到了中国农村的脉搏。她穿着粗布衣裳走村串户，亲眼目睹了饥荒中农民啃树皮的惨状，也记下了农妇们边纳鞋底边聊天的温情时刻。哪怕很多年后，这座小城不断浮现在赛珍珠的脑海里，虚虚实实，美轮美奂。赛珍珠回忆道：

“也正是在这个华北小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了中国街道夜半时分的奇美。”

这些经历后来都融入了她的小说《大地》，这部小说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看见中国的农民形象。赛珍珠笔下没有“东方主义”的猎奇，王笛说，她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有非常仔细的观察，有细腻和生动的描写。许许多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所见到的那种日常生活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她给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小镇和乡村生活，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录。我读这本书时，感觉这些片段是这本书里最有温情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赛珍珠的丈夫卜凯也有着并不寻常的故事。就在赛珍珠以文学的形式描述着中国乡村时，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农村进行调研考察。仅1922年，他就在安徽芜湖考察了102个农户的经济，发表了《中国安徽芜湖近郊102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在南宿州的时间有四年多，他将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农业改良试验和推广工作。后来，他还指导学生对中国7省17个地区考察了2866户农户的经济状况，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这是最早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著。赛珍珠夫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留下了印记。

总之，读《中国记事》，给你的信息量很大，虽然有些零碎，但这些人物很鲜活，故事很引人。王笛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剪辑师，把1912-1928年间的历史素材进行了重新编排，让我们看到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时，美国记者笔下北京学生含泪焚烧日货的场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租界里中外记者截然不同的报道角度；甚至还有1923年临城劫车案中，被土匪绑架的外国游客写下的“山寨见闻”。这些散落在历史尘埃里的碎片，经过王笛的拾掇，突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顾维钧在巴黎和会舌战群儒的宏大叙事，与赛珍珠记录的农妇清晨舂米声并置时，民国就不再是扁平的年代，变成了有温度的记忆场。

本书以司徒雷登担任美联社记者报道辛亥革命为开始，又以他的骨灰2008年在杭州入土为安结束。在全书结尾，王笛没有给出关于民国历史的简化结论。相反，他像展开一幅未完成的画卷一样，呈现了1928年那个充满可能性的时刻：有人选择革命，有人坚持改良；有人拥抱传统，有人向往西化。所以书名叫作“中国记事”，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其实这或许体现了他的开放式历史观，即，不告诉你历史“应该”是什么样，而是带你回到现场，看历史正在成为历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