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瑶 |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生命共同体转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文明史中的根本问题。任何时代背景下某一国家、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如果不及时疏导，往往引发国际生态危机甚至生态灾难。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凸显，无数惨痛教训警示世人要敬畏自然的力量、检点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全球生态治理困境、维护全球生态正义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采取科学方法、获得宝贵经验的集中体现。从理论上看，生命共同体理念既是一种系统完整的政策话语体系，也是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表现和其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彰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演进逻辑，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的发展，把握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现实路径，才能更好地以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开创提供理论与行动指南。

生命共同体理念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现实归结，蕴含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省思。回到理论本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阐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从经济角度入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描绘了人与自然达成和解的共产主义生态愿景。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内涵，有利于研判生命共同体对于思考、解决生态问题的哲学适用性。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当中植物、动物、空气、水等等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即“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里体现了人的两种特性，一种是因为具有生命力、自然力等天赋的人的能动性，一种是作为自然当中存在物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受动性。虽然人有自在的能动性，能够自主、自为，但是人若孤零零地存在，不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够认为他是自然存在物，更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人必须是“双重地存在着”：他不仅是独立的个体自在自为，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同时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存在必须与自然界持续地相互作用。“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所有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发明创造，自然是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开启的先决条件，而这个“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到底是什么，由于作为蛋白体的人和动物并无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把劳动作为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秘钥，人使用工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用劳动创造出其他进而改造周遭世界，“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通过劳动使自然界的资源为自己支配和服务，此时的劳动并非异化的劳动而是释放自由的劳动，通过这一介质人与自然继续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工业的进展使自然界、自然科学更加进入人的生活，对人的生活进行改造，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自然科学对人的历史的影响，更可以断定“人的自然的本质”，这时自然科学脱离了唯心主义的影响真正地构成了人的生活基础，甚至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印证了“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类史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与自然探索、互动、相互利用，发生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从而书写了人类史和自然史。也就是说人类史与自然史高度统一，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整体性客观存在——“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而且这种客观存在从未来社会的发展也可以预见，如自然科学往后的发展将包括人的科学一样，反之亦然。实践的观点利于人们更深刻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生态问题的本质，重新调整对自身和自然的认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自然世界漫长的地质演进和生命进化历史无不展现了人与自然愈加频繁的互动关系，即便随着历史的行进，人类地位的凸显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自然作为人的存在的重要前提这一客观事实被刻意忽略，人企图驾驭自然，不断地把“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但在这个博弈当中更加印证了自然是人类生产生活所有的实践活动影响的先决条件。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揭露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从对资本的批判说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逐利的本性，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第一要义。资本家们只在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他们依靠技术优越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大肆扩大生产规模，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并且绝对不允许任何因素中断或破坏这种取得收益的方式，这种冷酷的生产方式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造成了难解的生态困境和文明负担。资本主义生产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涌入城市，聚集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但也要看到原本更为先进的城市变得毒雾弥漫、污水横流。农业生产完全不顾土地自身的承载能力，人原本以食用、劳作等形式从土地上消耗掉的能量不能相应地偿还给土地，土地自然力削弱的速度远远快于农业技术的进步，那些“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越快对自然反而越有害。除了描述自然环境中的土壤、空气、水资源、植被的破坏和污染情况以及物种数量的减少和濒危，马克思恩格斯还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工作的基本情况。比如工人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机器运作产生的高温、污浊的空气、噪声污染等等。高强度单调的机器劳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压抑了工人肌肉的运动，损害了神经系统。这些疲惫不堪的工人仿佛置身于永不休止的苦役，“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工人的福利待遇就根本谈不上了。资本家不关心工人始终存在的贫困状态和生命威胁，同样不理会“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不在意植被被破坏后大雨冲刷“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即便劳动力出卖的条件再优厚也只是表面的，生态治理也是一种被迫行为，他们绝不愿意为高额的生态修复埋单，资本家“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人精神和肉体造成巨大伤害，加剧阶级之间的对立，积蓄经济的意外灾祸等，伤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能量平衡，尽管这种伤害往往是一段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但是已经被证实它显现的必然性。

（三）人与自然达成和解的共产主义生态愿景

人类要调整对自然的认识，要明确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运行规律，因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从长远角度来讲，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与生态正义，就必须以自然规律为依据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修正人与自然的敌对与剥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内在矛盾，反生态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固有属性，是其加诸于全人类和整个自然世界的严重后果，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特质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从根本上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既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又是自然主义的最高形式，它包括人类对自然界中矛盾关系的认识、确证和真正解决。从人道主义出发，共产主义社会中无论从社会的发展阶段还是社会的存在状态而言，它都理应呈现为一种超越以往的生态文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在这里人要完全恢复合乎人性的本来样貌，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世界。人在无碍于他人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矛盾得到根本化解，而且人们既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又共同地自觉关注、分担生态责任，这是底线思维。具体到生产领域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因为生态问题的特殊性，这种联合将跨越国界，从维护整个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角度制定与实施生态政策，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将以所有人类社会发展积累的财富和智慧在生态层面得到根本化解。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中由于实现了真正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平等，就会真正摒弃围绕着放纵资本野蛮生长带来的异化畸形的价值观，按照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和谐互动互为支撑的理想状态，实现生产的力量与自然生态的力量有机结合。从自然主义角度而言人是按照自然规律观察、接触、利用自然界的人，这时的自然界不再是被动的、无谓的受动者，而是一种与整个人类地位平等、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动的、能为的自然，实现了“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使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外延得以不断充实和丰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的产物，在逻辑基础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历史地、实践地保持一致，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当代拓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实现生命共同体转向的历史必然。

（一）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历史性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梳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时认为人的历史不是存在于人的主观臆想当中，而是与自然绝对关联着的活生生的存在，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扭转了片面化、机械化、异化的自然观念，进一步确证人类史与自然史深刻关联的辩证统一关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本体论关于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互为一体”的整体观哲学思想，阐明了“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充分体现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推断了历史演进中生态问题的本质和出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先后大致经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相探索、异化和对立以及弥合和重建。马克思主张在共产主义这种较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中将达成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时候人与自然同向而行，也就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原则，站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明确把生态文明作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的一个新历史阶段，认为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环境的改变是局部的四散行进的，但是殊途同归，人与自然的发展要求最终会趋于一致，即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也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是历史性与现实性、自由与自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确认了历史范畴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的理想状态。

（二）生命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对西方生态伦理地位的历史性解构

西方生态伦理倡导人对大自然的道德责任而受到追捧，但其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造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生态中心主义要么是坚持自然界的绝对优先性，认为人应该无能动、无主动地“赖活”，反对任何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力求从道德角度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生态伦理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自然放在了不可触碰的神坛，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没有找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马克思指出：“人类应该把自然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立场鲜明地提出了人还是要主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设，“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也就是不能让自然任意地主宰人的世界。但是人对自然的利用是有限制条件的，要控制在合理的、适当的范围内，要“以最小的代价和最符合人类本质需要的条件下来进行人与自然的能量对换”。生命共同体理念延续了马克思的基本思路，肯定了自然界的先在性：“自然是生命之母”，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自然，反对将人的主体性消融在客体性之中，认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是一体的，绝不能站在自然之外考察人的发展问题，而且二者也不是简单统一的，自然绝不是无声无言的关系受动方，而是具有顽强的、建构在一定逻辑上的生命活力，从而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等错误的生态伦理观念。另外，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两山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将人的尺度与自然生命的尺度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实践的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并上升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自然与人二者真正辩证地融合到了一起。生命共同体理念历史性地超越了机械自然观，在自然唯物主义等狭隘生态范畴体现出了足够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找到人与自然利益的一致性，有助于人类有足够的理由走出对西方生态伦理盲目崇拜的历史囹圄。

（三）生命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性创造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两个结合”的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生命共同体理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环境变化、生态环保事业、生态与经济社会关系等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朴素的、独特的、文明的生态理念进行时代化的转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态文化形态。比如，生命共同体秉持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众生平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质朴的生态思想。自然界万物都是平等的、关联的，自然界虽然变化莫测但“天行有常”，人作为自然中的生命体也必须按照自然之道而动，将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优先性相统一。生命共同体坚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原则。中国自古就有“斧斤以时入山林”的生态智慧，要依据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深知“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生命共同体展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开放境界。构建生命共同体以每个国家的独立性为基础，超越意识形态和客观发展条件的差异，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积极寻求共同的生态利益，谋划地球生态环境的整体优化和人类生命健康权利的根本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和“根”。马克思指出：“人必须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生命共同体理念汲取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即“自己的知识”的精髓，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追求，旨在“确证”和实现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和谐关系，以建立每个生命个体自由本性得到充分“表现自身”和发展的“真正共同体”，方法上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方法论，凝聚中华民族生态文明的重要共识，在实践上证明了“两个结合”在生态领域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返本开新。

生命共同体理念不仅为解决中国生态环保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方向，也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构建新型人类社会文明图景贡献了中国的生态智慧，在内涵意蕴、价值指向、实践方式上显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创新发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范式、新境界。

（一）在内涵意蕴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自然共同体”的准确解读。在原始公有制中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的生命受原始自然统治。比如土地给人类提供了生存的场所，人以土地供给的物质维持生存，“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自然给予的无论好坏人类都无条件接受，无法解释也无法抗拒，“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人被大自然的“绝对力量”所支配，人与自然不可能结成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理念在自然共同体这一层逻辑当中首先表明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确实是仰赖于所处的环境，在其中诞生，在其中获取生存资本和实践经验，并与其一起发展起来的，但人不必须慑服于自然，孤立甚至对抗于自然，“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参与自然循环的某一个环节，人类只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地位平等、互利共生，人与自然就能成为生命共同体。这里顺应的、敬畏的是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生命共同体是消亡货币共同体的必要手段。剩余产品的交换行为是自然共同体坍塌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从生产和交换关系出发建构了“劳动价值”概念，发掘了人们相互交换生命力的根本事实，因为“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交换的前提”。在生命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交换主体通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互换而实现相互利用，以劳动价值为内核从自然共同体的社会形态脱胎出货币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在劳动价值的一系列作用力之后形成自我矛盾的资本运动的规律、机制和趋势。资本逻辑创造出的生产力规模比过去人类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大，整个世界的发展在短时间内狂飙转进，根本扭转了自然强制人的生存状态，自然界翻转为人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证实了改造世界的无坚不摧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已经成为了“人类的刽子手”和“自然的敌人”。资本逻辑的对抗性和反生态特质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各地爆发，水资源、土壤遭受大规模摧毁，生态危机此起彼伏，“西方式现代化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人类文明难以为继。

在私有制经济制度下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彼此强制，人与自然不能结成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达成：一方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与自然从彼此强制到互为支撑，另一方面资本内在的否定性使货币共同体因利润率为零而解体，人类社会摆脱了资本逻辑的统治，以资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在此历史阶段“自然必然性的王国”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这里再也没有人与自然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生命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深刻解读和现实回响，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深刻思考，同时它也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服务于这个伟大实践，这个实践概言之就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就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人们会以某种尺度和标准来开展劳动生产活动。”生命共同体理念通过人在自我发展和重建中突破自然界的限制但不至突破自然承载的底线，通过理念和技术的革命扭转人与自然彼此的强制关系，重建自我世界的运动，就是“文明发展道路”的真正意涵，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乃至生态文明的最佳途径。

（二）在价值指向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价值观

生命共同体理念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观。历史唯物主义把自然、社会与人的解放这三者关联为一个相互制约和促进的整体，把自然解放当成是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人只有与自然不断交互才能维持生命状态”。自然解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与自然的交互中不断营造一个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环境，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文明诞生于自然资源富集、生存条件良好的地区，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文明自身的衰亡。长江、黄河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黄河流域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等，但是水丰草茂、资源丰富、生态宜居的地带往往由于人们过度的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继而导致文明的衰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要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了能够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生态文明的观念融入现代化国家的强国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出发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置于全球视野，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形态有了新的认识和规划。生命共同体理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础上结合党带领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过程，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和一致性的把握，判断“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只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在这样的文明样态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根治天人对立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生态特质，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由资本、权力所构筑的“货币共同体”“政治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也就消弭了一切二元化、片面化、抽象化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方法论。

生命共同体理念捍卫了正确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是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念，它的基本要求是明确公民在保护环境方面所要承担的义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问题，也就是如何分担生态责任的问题。生命共同体理念确定了新型的生态伦理标准：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当代人的利益所在，更是关乎世代人的整体生态利益，明确提出要分担社会生态成本的集体责任，纠正当代人对生态责任的冷漠状态。生态危机往往跨越国界，生态治理需要群策群力，因此需从全球正义的视野来确认各个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生态责任，正如马克思所说：“西班牙认为木灰作为咖啡树的肥料能获高额利润,结果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而裸露山岩。”这是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在全球工业价值链和生态链的上游，或是严重牺牲落后地区的生态权益，或是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布局在落后地区的缩影。因此理应要求“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生命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观，面对长久以来国家之间生态权力的不平等和生态剥削，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号召国际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以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为宗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习近平同志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六个坚持”的阐释，超越民族国家主体的狭隘性，倾覆了西方社会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主导下生态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立场，为寻求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提供切实可行的切入角度和行动遵循。

（三）在实践方式上，生命共同体理念拓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治理方式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瞄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不懈奋斗，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标识，关系到全体人民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共同体利益，必须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治理方式的基础上探索一条科学有效的实践路径，具体主要贯穿于三个方面：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转变和生态环境治理。

从生产方式变革来看，马克思批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两面性。一方面，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利用自然，新质态的生产力必然催动生产关系变革，人类文明向前突进；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使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控制愈加强制，生态系统再也回不到初始的平衡状态，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生态剥削，在理念上还催生了要发展就要掠夺、就要牺牲环境的刻板思维。构建生命共同体首要的就是要把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两者和谐发展，特别是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优先的位置，进而阐发了生态生产力理念，意在表明保护生态环境并不会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反而会促成新型生产力的产生。从生产方式来说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绿色”是新发展理念中的核心理念，是光合作用的典型特质，象征自然物之间的和谐循环运转状态。在此意义上“绿色”表达了生命的自由绽放。当今由新质生产力催生经济新业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态势之下，我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互主体性复归，坚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绿色发展。“两山理论”是绿色发展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要求在新时代条件下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需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或绿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也就是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如建立权责明确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落地的保障机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如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内生动力，强化生态环境的统一监管和能力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制度变革和发展思路及方式的变革，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从生活方式转变来看，生命共同体具象了人民群众对绿色健康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习近平同志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对人的生存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民生福祉的重要体现，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出发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纠正基层治理当中“有发展就有污染”的偏执观点，把生态治理纳入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切实提高居民幸福感。建设生态文明、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构建绿色、节约、低碳的生态文化体系，使自然、适度、包容的价值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和推崇，让人们自觉弘扬生态文化、发展美丽经济、开展环保实践。进入新时代新阶段需要从建设美丽中国的角度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能动性。对每个公民而言，“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像爱护自己的身体发肤一样自觉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珍惜绿色的植被、清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生态伦理上要弘扬绿色生活方式，树立适度、简约、环保、文明的消费观，警惕消费主义陷阱，抵制物质中心主义对价值观的不良影响。总体而言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充分动员起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来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让人民群众在浮躁的社会生活中发现身边自然世界原本的美丽，体味生命自由之可贵，用实际行动创造出环境之美、身心之美，也就是真正达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那种理想状态：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完成。

从生态治理方向来看，生命共同体建设坚持整体性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鉴于西方传统现代化缺乏全球视野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弊端，深刻认识到“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摈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将生态治理置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高度和惠及人类世世代代生存和发展的角度，主张世界各国坚持合作共赢、利益共享，在生态治理实践上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广泛开展生态环保的多边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为全球生态治理凝聚强大合力，从而实现互惠共赢。中国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提出率先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实际行动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共建和谐美丽地球家园的决心；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双碳”目标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搭建更加广泛的对话交流平台，到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从强度减排到总量减排，中国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展现了愿与世界各国共同谱写生态文明新篇章的坚定信念和大国担当，这也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原则，将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治理拓展到全球治理范围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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