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岿 李 卓 |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样本：经验价值与世界意义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领域的改革探索和取得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样本，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

本文立足于深圳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系统梳理45年来深圳在治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成功经验，深入探讨深圳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有效的治理是成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动员和参与的提升速度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会产生社会挫折感，容易引发政治动荡。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制度角度分析了不同国家发展路径和结果的差异，提出一个国家繁荣与否取决于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包容性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而攫取性制度则容易引起经济停滞和贫困。例如，拉美地区的经济滞后和社会贫困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严酷剥削和统治方式以及独立后的路径依赖，扼杀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新精神。

与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不同，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探索之后，通过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恰当处理好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的总体和谐稳定，为世界其他后发国家和地区树立了现代化的典范。深圳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价值，首先体现在高效的治理上。深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恰当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逐步形成一个“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良性互动、和谐统一的治理格局，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创设了良好制度环境，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

围绕实现现代化共同目标接续奋斗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独特优势，党的领导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从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到各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再到先行示范区定位和综合改革试点，深圳的每一项政策创新和发展成就，都离不开党中央的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党的领导为深圳改革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政治引领、思想引导、群众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力量优势，确保深圳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前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面对超大规模和超高复杂度的城市治理需求，在深圳市委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深圳不断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大的治理合力。在改革发展实践中，深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市民的诉求，创新实施民意速办改革等一系列民生诉求综合服务改革，通过技术、制度和政治三位一体协同创新，打造“政治驱动的三元互动”民生服务新模式，构建出一套民生诉求收集、速办、反馈、评价工作机制，探索形成了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圳样本”。

有为政府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存在两种主要治理模式：一种是以自由市场和公民社会为主导的欧美模式，强调“小政府、大市场”；另一种是以政府强力干预为特征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强调“大政府、小市场”。这两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都曾推动社会发展，但也具有局限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兼顾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优势的东亚模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然而，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超大规模国家，仍有待商榷。深圳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注意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事服务、无事不扰”，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积极作为。一方面，深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空间。近年来，深圳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对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标准“三化一对照”的思路，累计迭代推出1500余条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连续4年获评“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目前全市经营主体达448.7万户，总量和创业密度居全国第一。另一方面，深圳通过宏观调控、发展规划及积极防控风险等措施加强引导，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社会数字化转型，深圳市委市政府主动拥抱数字技术，不断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与华为、腾讯等企业合作，构建良好的智慧城市产业生态，努力打造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和数字中国城市典范。

有效市场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经济特区成立45年来，深圳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改革，不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凸显深圳“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的特质。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价格机制引导作用，实现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展示了强劲的增长韧性。2024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6801.87亿元，是1980年（2.7亿元）的13630多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0年、国内专利授权量连续6年居全国首位，深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客之都。早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就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大锅饭”的用工制度，实行企业用工市场化招聘，先后建立完善了土地、人才、资本、技术和数据等各种要素市场，成为中国内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最高的城市，也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4300多个经济特区中最成功的一个城市”。

有序社会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能够发挥公民主体作用，提升公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丰富社会治理资源、扩大治理力量，提升治理效能。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近年来，深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有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例如，一些街道和社区创新探索出“社区合伙人”等党群协同的基层治理模式，在基层党组织的统筹指导之下，通过招募“社区合伙人”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基层治理从政府单一供给向“社区能人+爱心商家+社会组织”协同共治转型，形成服务可持续升级的社区治理新路径。同时，深圳各级政府十分注重拓宽和畅通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渠道，借助“互联网+”技术，开辟出“i深圳”“深聊会”“一起来商量”“委员议事厅”“虚拟社区”等各具特色的履职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城市管理和意见反馈渠道，丰富了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新机制，构成了深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产权激励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激励，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根据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分配，市场通过自由谈判总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并不为零，因此需要各种制度来确定产权，以降低交易成本。诺思进一步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之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张五常拓展了产权理论，提出产权本质是资源使用的“权利束”，不同合约形式（如分成租约、固定租金）反映了产权划分和风险分担的差异。在过去45年中，深圳经济发展成就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构建了一套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投入者获得合理回报；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建立了现代产业体系；坚持竞争中性，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让投入者获得合理回报，是深圳模式经济价值的重要体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深圳最先在全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探索。1984年，深圳率先实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率先进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1987年，率先进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试点……目前，深圳正致力于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格局，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让投入者得到合理的回报，为深圳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利益诱因和动力源泉。合理的回报预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信号系统，通过价格机制反映投入回报率，引导资源流向高附加值领域。深圳坚持依法保护产权，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等多种形式对劳动者的权益、知识产权以及民营企业的资本投入等进行保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即建立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用工制度。为保护劳动者的智力成果，深圳严格贯彻落实专利法，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切实构建起产权保护的法律屏障。

基于创新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是深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深圳不断通过产业政策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并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的跃迁。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深圳以企业为主体，不断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形成了大中小企业、新产业和传统产业、存量产业和增量产业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完善重要支柱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奠定了坚实基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也极大地降低了深圳的创新创业成本。例如，在深圳一部手机95%的零部件都可以在1小时通勤圈内配齐，只需要2天就能筛选到400种手机零部件，而在硅谷，至少要花两个月。因应科技和产业的未来发展，2022年以来，深圳又出台了“20+8”产业集群战略，大力发展网络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合成生物、光载信息、智能机器人等8个未来产业。同时，深圳积极把握住数字化转型的风口，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努力打造“数字中国”的深圳样板。2024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1.5万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提升。

深圳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深圳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成就了深圳的经济繁荣，增添了深圳发展的活力。可以说，民营经济是深圳经济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本钱”。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一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实现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比翼双飞。其中，为各类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最好的市场环境，让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舒展拳脚，挥洒才情，是深圳经济特区得以成功的秘籍和关键，也是深圳未来产业发展的依据。截至2024年，深圳民营企业达262.3万户，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7%，稳居全国城市首位；拥有A股上市民营企业286家，总市值5.1万亿元，数量和市值均居全国第一；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86家，占全市总量的86.4%。深圳的民营企业不仅拥有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全球领军企业，也有千千万万蓬勃生长的中小企业，不断在深圳落地生根，与这座年轻的城市共同成长。

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根源于新教入世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把职业当作天职，崇尚理性，重视资本积累，为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先进的文化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源于经济特区建设伟大实践，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区精神，为深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不断鼓舞着深圳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深圳的城市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既追求市场的效率优势，也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统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刻反映出深圳对发展的紧迫性和效率的追求。这一观念不仅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的精神象征，也成为深圳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元素之一，塑造了深圳的精神内核和城市形象，成为深圳在过去45年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和高度现代化、城市化水平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深圳城市文化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强调社会责任。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调效率、个性张扬、利己主义的精神内核不同，深圳的城市文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为依托，不仅注重效率和创新，也强调坚持公平正义。例如，深圳通过实施普惠性的基础教育、住房保障、最低工资保障等政策，以促进社会公平，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和制度优势。

深圳作为典型移民城市，其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创新性与法治化特征。在移民城市与市场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深圳形成了以鼓励创新、开放、包容、公共精神、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市场意识以及科技、效率和务实精神为核心特质的文化精神。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不仅体现在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上，更反映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不仅体现在“多”，更强调没有任何一种主流的地域性文化。在深圳，可以找到56个民族的文化元素，听到不同地区的乡音俚语，品尝到各色地方美食。移民城市特质打破了传统社会网络和地缘束缚，催生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创业精神。作为“创业之都”“创客之城”，深圳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创业者，将开拓进取的拼搏和创新精神转化为城市基因。从科技巨头到小微初创企业，企业家群体持续迸发创新动能，使创新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贯穿深圳建设的始终，从“依法治市”到“打造一流法治城市”，再到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城市”，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已内化为商业文化根基。万科创始人王石认为，“深圳企业家不靠地缘血缘，靠契约精神”。

深圳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其全面性、创新性和亲民性，深度嵌入城市肌理，不断提升居民文化素质，不断提升整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总量，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内生动力。深圳享有“创新之都”“科技之城”“图书馆之城”和“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等美誉。截至2023年，深圳建成文化馆（站）88个、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702个，在册博物馆61家、美术馆（院）33家，实现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100%全覆盖，形成了便捷的“十分钟文化圈”；同时通过举办吾城吾歌、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不断满足市民多样化文化需求，提升全市居民的精神文明素养。在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深圳的文化产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深圳是全国乃至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基地，其文化产业产值占全市GDP的比重接近10%。自2003年深圳确立“文化立市”战略以来，先后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助力全市文化产业发展。目前，全市共有市级以上文化产业园区80家，汇聚经营主体超10万家，从业人员逾百万，形成“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路径，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以腾讯为代表的文化企业，以《熊出没》《咏春》《黑神话：悟空》等为代表的文化产品，是深圳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象征。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累计成交额超2.8万亿元，是深圳文化创新实践的最佳注脚。

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其中，包含无声的增长和无情的增长。前者是指经济增长未能带来民众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自由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可能性；后者是指经济增长导致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财富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贫困阶级。当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一致，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时，这种经济增长就是没有质量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主张高质量发展。深圳模式即高质量发展的典范。长期以来，深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视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形成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格局。“来了，就是深圳人”不只停留于口号，更是深圳对外来人口沉甸甸的承诺，体现着数以千万计深圳“新市民”对这座城市深深的认同和热爱。

深圳发展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其城市化的熔炉作用。数以千万计的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在深圳就业和生活实现了城市化。深圳以快速的经济发展优势，每年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深圳以其开放的态度和灵活的政策，鼓励多元化的发展。无论是来自北方的农村移民，还是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在深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截至2024年，深圳常住人口达到1798.95万人。其中，深圳原住民只有30余万人。同时，深圳不断深化户籍政策改革，拓宽入户渠道，全面实施积分入户政策，优化户籍管理，积极推动外来人口市民化转型。除了留在深圳的外来务工人员，深圳每年都有大量新的外来人口涌入和流出，这些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通过职业转型，不断拓展城市化的深度。此外，深圳的城市化熔炉功能，还体现在对其他城市市民化的间接促进作用——通过技能提升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规模庞大、频繁流动的来深建设者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给普通人发展机会”。深圳发展的包容性，体现在其提供了阶层上升的坦途。深圳以其包容、开放、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城市特质，为众多群体提供了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完成了从草根到中产阶层乃至企业家的蜕变。深圳通过制度化手段维护社会公平权利、激励创新，不仅激发了市场活力，还推动了中等收入和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提高了社会流动性。无论是草根创业者还是普通务工人员，都可以通过在深圳的创业和就业实现阶层跃迁。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深圳“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立讯精密等一大批企业大多都是白手起家、草根创业，最后成长为全球知名企业。规模庞大的普通就业群体包括劳务人员通过就业、技能提升和职业转型，逐步进入中产阶层。深圳还通过一系列政策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针对不同特征和发展需求的居民，提供了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差异化帮扶政策。例如《深圳市促进就业若干措施》明确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扶持力度，住房保障政策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机会，“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则为务工人员提供了职业培训和认证，助力其实现职业发展、收入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深圳发展的包容性，还体现在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建设方面。深圳始终走在探索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前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构建民生财政体系，探索均衡普惠的民生服务模式，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一方面，深圳大力实施积极的民生投入政策，不断提升民生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2023年全市教育、卫生等九大类民生支出3420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近七成，为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市民生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深圳积极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通过实施“积分入户”“全民医保”“暂住证改居住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保障非深圳户籍居民与深圳户籍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享受基本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例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深圳积极推动实施“学位扩容计划”，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外来人口对深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恩格斯曾说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换来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先污染、后治理的曲折道路，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如果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不是一种好的发展，而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增长。深圳在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一段粗放发展的路子。近年来，深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坚持以观念变革引领实践创新，通过碳排放权交易、GEP核算，以及生态保护全民共建等机制，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深圳特色且能够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前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绿色发展成为深圳发展的底色，经济发展质量、绿色发展质量均位于全国前列，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城市提供了经验。

深圳建成了一套全面系统的环境污染治理体系。经济特区成立之初，由于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薄弱以及环境管理和审批制度尚不健全，深圳也曾出现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较为严重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以1998年南头半岛的酸雨事件为分水岭，深圳大气污染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逐步确立了以《深圳市环境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核心的基础性法规体系，并加大了对环保基础设施的投入，先后出台实施了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计划，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大气环境监测体系，彻底扭转了深圳大气污染的态势。深圳曾是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中黑臭水体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2016年起深圳将水环境治理作为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惠民环境工程，启动了“治水十策”和“十大行动”，打响了水污染治理的攻坚战和持久战。近年来，深圳水环境实现脱胎换骨，从消除黑臭水体迈向“全面达优”。在固体废弃物治理方面，深圳市树立了“无废城市”的建设目标，通过生活垃圾精细化分类管理，建设工业危险废物处理站、生活垃圾焚烧厂，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认定和综合利用，以及废旧资源回收循环等措施，推动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实现了固体废物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深圳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等一系列环境保护创新。深圳是中国第一个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城市，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于2010年正式成立，并于2013年6月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2023年碳市场流动率为15.33%，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目前，深圳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和1/5，在全国30个城市净零碳指数排行中，深圳以0.783的成绩位居第一位。深圳还通过气候投融资试点改革，创新深圳气候产业融资方式，提供绿色低碳财政补贴等形式，为深圳企业碳减排提供更多资本支持。深圳也是全国第一个探索实施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即Gross Ecosystem Product，简称GEP，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的城市。2014年，深圳市以盐田区为试点，在国内率先开展城市GEP核算，首次提出并建立了GDP和GE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工作机制，并将GEP核算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以此提高各区生态系统保护的积极性。

深圳注重企业绿色发展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转型。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除了治理体制创新和技术标准创新，深圳还广泛组织动员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方面，深圳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减少污染，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深圳也积极引导居民养成绿色生活方式，连续多年举办“气候科普进校园”、国际低碳城论坛、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等活动。截至2022年，深圳创建公众环境教育设施61家，绿色低碳理念成功融入城市肌理。推出国内首个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应用小程序，提供了普通居民家庭用电减排量可收益的创新模式。目前，深圳碳普惠用户超600万，市场化机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激励居民更多采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社会减碳良性循环逐渐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现代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现代化。它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对世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新探索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巨大精神价值。深圳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创造了伟大奇迹，积累了宝贵经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崩溃论”，向世界雄辩地证明，中国经济不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深圳样本集中展示了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方案，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打破了哈耶克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而最终必然“通往奴役之路”的悲观论调，也打破了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后必然走向历史终结的自负论断，为人类现代化发展呈现了新样板，为世界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方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深圳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物质与精神相协调”提供了全面协调的现代化新路径；以引导居民有序社会参与，提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新路径；以“包容性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路径；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以“开放、合作、共赢”提供了合作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

深圳样本证明了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政治保证和必要条件。深圳的改革发展实践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确保了各项改革举措都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通过经济放权、政治授权和社会赋权增强了深圳的自主性，而深圳通过跨越式发展，给予了中央超预期的经济绩效、政治合法性和国际影响力等回报，由此形成了中央持续放权与深圳增量贡献之间正向反馈－双向强化的纵向共演路径，超越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竞争的传统关系，创造了有力政党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

深圳样本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并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协同。在现代化过程中，深圳政府树立正确的边界意识，尊重市场规律，通过法治途径和市场化手段，不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深圳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以法律手段和宏观调控政策，助力经济发展，成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实施者、民生福祉的主要提供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提升经济效率，使得深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范。

深圳样本证明了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持久动力。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始终把创新发展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的核心理念，勇于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窠臼和技术瓶颈，通过创新持续为经济增长赋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圳不断发挥创新产业集聚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启示。

深圳样本也证明了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和文明互鉴才能为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深圳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和跨国企业入驻。深圳积极把握世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不断推动产业升级，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全球创新中心”，培育了一大批全球领先企业。另一方面，深圳重视国际化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通过实施各种人才政策，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深创业。此外，深圳还通过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举办大型国际文化活动等，不断提升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深圳实践的成功，不仅为中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现代化发展树立了典范，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深圳实践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年来，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价值。深圳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现代化之路，是将市场化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是一条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深圳实践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契合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的科学理论，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项改革创新，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产生的；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有力证明。深圳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探索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交相辉映，构建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和推动理论发展的科学闭环。

深圳实践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这些制度优势使深圳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兼顾效率与社会公平，避免出现两极分化，能够在快速变迁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变革社会引起的动荡。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让深圳能够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的治理结构，提升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深圳实践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重要精神力量。深圳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开放、包容、创新的移民城市文化特质和注重效率、公平、法治、诚信与契约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才涌入，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激发了无数创业者的热情，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样本，深圳经验不仅为中国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发展树立了典范，而且有益于世界经济社会繁荣发展，既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也为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深圳的现代化对世界的贡献首先体现在通过产业发展推进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地将现代工业产品和服务推广到传统区域以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深圳在开发开放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为全球提供了高性价比的服务和商品，降低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本，显著推进了拉美、非洲等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信息产业，以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通信企业，在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实现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助力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实现了信息化和数字化，就是深圳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益于世界发展的完美诠释。

以华为公司在非洲的发展为例。华为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目前，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华为都有合作。进入非洲之初，非洲的核心通讯市场主要由思科、爱立信、西门子、诺基亚等企业占据。华为将主攻目标放在中低端和农村市场，这些市场利润较低，维护成本较高，上述国际企业并未开发这些市场。华为以适合当地消费水平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获得了这些市场，并逐步打破了思科等企业对非洲市场的长期垄断。同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帮助非洲国家当地人才培育，助力数字医疗等一系列公益活动。除了非洲，拉美国家也是华为重要的海外市场和合作伙伴。华为的网络基础设施遍布全球，显著改善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增强了通信的可靠性。华为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注重成本优势，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端到端的一揽子产品解决方案等，不断巩固产品的市场地位。目前，华为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30多亿人口。其中，为全球80多个国家超过1.2亿偏远区域人口提供联接到数字社会的能力，促进普惠联接。对全球300多重大事件和自然灾害进行专项保障和及时处理，保障通信畅通。可以说，华为国际化的实践，极大地加速了落后国家和地区信息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除了华为，深圳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领军城市，通过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普及和推广。比亚迪等深圳企业的新能源汽车技术不仅改善了中国城市的交通条件，还为全球提供了绿色出行的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有助于减少全球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应对气候变化，为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深圳的现代化对世界的贡献还体现在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和发展模式。深圳的现代化发展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其鲜明特征包括有为但有限的政府干预、鼓励创新与宽容失败、保护产权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深圳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避免了分利联盟左右公共利益，维持了社会总体稳定。深圳的成功经验表明，现代化发展应立足于本国国情，坚持开放包容和文明互鉴，走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现代化过程中，深圳坚持“四有”治理模式，准确把握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党的领导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积极发挥政府调控、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重大发展风险的职能，保障社会公平，并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这种模式既确保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把控，又激发了市场活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形成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乃至整个城市的竞争优势。这与西方完全依赖市场调节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避免了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深圳坚持渐进式改革与稳定发展相结合，避免了激进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为那些面临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避免了亨廷顿对现代化初期易引发政治和社会动乱的隐忧，构建了人类现代化的新范式。

在现代化过程中，深圳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通过塑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能力，促进了产业体系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深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深圳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绿色发展，避免了西方社会“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弊端，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典范。

在现代化过程中，深圳坚持对外开放，注重文明互鉴，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通过引进外资、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这种开放型经济模式不仅推动了深圳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腾飞提供了借鉴。深圳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在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中兼收并蓄，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发展经验，也通过合作共赢，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深圳模式表明，文明互鉴、合作共赢才是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繁荣的正确选择，关税战、贸易战、阻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不符合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总之，深圳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实践不仅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圳模式为世界提供了宝贵借鉴，尤其是在政府治理、经济发展、文化创新、社会建设、生态保护等方面，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样本——只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强有力政党的领导，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文明互鉴，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样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基金项目：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中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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