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汤浅现象”再看深圳这两条重磅新闻

9月1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香港发布《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超越日本的“东京—横滨”，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

9天后的9月9日上午，又有一件重磅新闻发生：河套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深圳）入驻暨场地启用活动举行。包括丘成桐、丘成栋、于如冈等全球知名数学家在内的首批入驻科研人员集体亮相，现场还发布了近期科研成果并举行了系列签约活动。

深圳特区报记者 何龙 摄

这两件大事儿，媒体报道都很多，新闻覆盖极广。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登顶全球第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也特意给出了回应。

问题是，这两件事有着怎样的关联，在历史维度上是否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呢？

先说答案：这两件事不但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关系，而且在历史维度上也有着极大的意义与价值，甚至可以大胆预判，它的意义将随着长度长轴的渐次延展得到进一步的确证与更具震撼力的呈现。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科学界一个流传广泛的现象说起：

汤浅现象。

1962年，日本学者汤浅光朝统计了1501年至1950世界科学年表，发现了世界科学中心在全球范围转移的规律性现象。在他看来，科学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平均周期是80年，具体转移路径可以大体划分为：

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10-1920）——美国（1920至今）。除了这个周期性特征，汤浅光朝对于科学中心的定义还有另外两个维度。

其一，一国的科学成果占全球总量25%以上，即科技成果占比阈值；其二，人才集聚效应，即世界顶尖科技人才在该国高密度的集聚。

事实上，中国学者赵红州在1974年也通过独立研究验证了这一规律，所以学术界对此更为严肃的描述，是将这一现象称作“汤浅—赵红州现象”。

这样的一个科学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将这两个新闻事件串联起来思考的全新思考角度。

我们再深入到创新集群的评价指数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以“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为例，该创新集群在全球顶刊发表的论文占年度全球总量顶刊论文数的2.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集群在顶刊论文主要由广州、香港的大学和研究院所贡献，同时它也明确指出像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哈工大（深圳）、清华国际研究院等深圳新兴大学也有不少的贡献。

2024年，中国内地高校在《细胞》《自然》《科学》三大顶刊论文发表数量据统计是511篇，总量居全球首位，中国科学院以54篇居全国第一，值得强调的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发表数是10篇，排名内地高等院校第7名，考虑到南科大的建校时间，不得不说，南科大确实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宝藏高校。

放眼全国，除了顶刊论文外，中国近年来在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上同样表现亮眼，热点论文全球第一全球占比超48%，高被引论文也仅次于美国，不过全球占比也提高了3个百分点，占全球总量的33.8%。

在“汤浅现象”视角下，“48%”和“33.8%”当然也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两个数据。

据了解，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有三个指标，即全球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顶刊论文篇数、通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此外，今年的评价指数上还特意增加了一个新的指标，即风险资本交易量（VC）。

我们接着来谈第二个指标，即PCT专利申请量，在报告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9%，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在这方面在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中深圳的贡献最大的。

2024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63万件，连续21年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外界对此的感知度可能不那么强烈，但行内人士却都深知这个指标的含金量。

从全国范围来看，2024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达104.5万件，其中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居全球首位。

前几天，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人士在就中国创新集群建设情况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公布：

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突破3.6万亿元，同比增长8.3%，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投入强度达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截至2025年6月，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501万件，其中，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52.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372.7万件。

国际专利申请量这个指标，除了标示出创新集群的创新能力外，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该创新集群的科研成果转化力和产业承接力。

众所周知，产业占比超过70%，排名世界第一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就是沿着深圳—香港—广州这个黄金内湾顺序展开的。

最有意思的是，今年的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评比中还增加了一个指标，那就是风险资本（VC）交易量。为什么要增加这个指数呢？很显然，VC交易量既是科创要素集聚力的标尺，同时也是科创潜力的刻度。

风险资本VC交易量，深圳同样贡献突出。数据显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VC交易量占了全球的2.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新指数报告显示，VC交易量是此次排名关键变量，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比东京—横滨集群的2.2%多了0.7%，而正是这个变量显著推动了整体排名的提升。

根据投中研究院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VC/PE市场投资数量达5074起，同比上升28%，交易规模5748亿元，同比上升18%，接近三年来最高点，反映资本活跃度与市场信心的回升。

从行业聚焦来分析，电子信息的VC/PEA共发生1569起，交易量在1400亿+，而在先进制造业上也有800亿+，关于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今年上半年在VC方面的交易量目前尚未掌握到具体数据，但从行业聚焦数据来看，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其中确定也占了不少比例，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电子信息产业正是这个创新集群的绝对优势产业。

这项登顶“全球第一”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肯定了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这些年来在创新生态上的持续发力，同时也与其他创新集群一起展示了中国在科技强国方略下的努力与方向。

于深圳而言，这也是多年持续深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提升科技策源能力和成果产业化水平，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收获的硕果。

成绩与努力有目共睹，但如果我们选择从“汤浅现象”的视角放宽视野观察，会不会收获更多的思考并收获未来的努力方向呢？

答案是肯定！

必须承认，美国在当下世界科技发展上依然是稳居全球第一，而美国在科创生态营造中独特的容错包容文化和自我矫正能力也在事实上让它从德国手中夺过全球科学中心以来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科学创新张力。

我们依然要保持清醒头脑看到我们的不足与努力方向，这个依然可以从两组数字入手：一组是基础研究投入，我国去年的数据是6.91%，与美国等发达国家12%—13%的比例相比，仍有不少距离，而且在投入效率方面也不够理想。另一个是在顶刊中的顶刊，即在《科学》、《自然》、《细胞》的论文发表数，我们也仅占7%左右，与美国相比也是有差距的。

几年前，第一届全球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举办期间，记者曾与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大卫·科恩伯格有过一次比较深入的攀谈。

罗杰·大卫·科恩伯格是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也是史上少有的父子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巨擎，对于“汤浅现象”是否将继续展现，对于是否存在世界科学中心东移的可能，这位严肃认真的科学家的看法是，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科学范式发生巨大变革的当下，一切也还存在不少的不确定性。

他的看法是创新生态的建设、汇入全球的科创网络，以及科创发展最为关键的人才因素汇聚，过去、现在、未来都将是科学中心建设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罗杰教授的分析是准确的。

而9月9日上午，河套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深圳）入驻暨场地启用活动的举行，特别是丘成桐、丘成栋、于如冈等全球知名数学家的入驻，为我们这种判断提供了一个更为具象化的思考镜像，也让这两个乍看起来没什么联系的新闻有了某种内在逻辑联系的可能。

为什么这样说呢？

正如我在科创深圳为什么很需要数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数学是几乎所有当代科学研究的“元科学”，并标示出深圳在基础研究、科创策源上的抱负与担当。此外，像丘成桐、丘成栋、于如冈这样的世界知名学者的加盟，同样昭示出我们在深度融入全球科创网络以及对世界科创人才等要素的开放与吸纳。

事实上，在科创人才方面，中国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目前已居全球首位，特别是在STEM领域，我国培养的博士生数量在世界各国中也是排名第一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不足，像丘成桐、丘成栋、于如冈这样的顶尖科学人才也还是缺乏的。

首批17位科研人员入驻河套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深圳）。深圳特区报记者 何龙 摄

记者对信息是敏感的，如果您也关注了南方科学大学、深圳医学科学院等深圳高等院校的微信公号，相信每一个瞭望到美好中国未来的你，也会引发类似的思考。

善弈者，乘其运，取其势。

事实上，一种不事张扬的努力与奔赴，已在中国大地悄然演化着。

当然，“汤浅现象”是根据历史数据梳理分析出来，但在现实中，每一个数据却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以及每一个怀抱美好的创新动作中沉淀累积下来的。

深圳在发力！中国在努力！

不会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但那种我们拼命向上发力的奋斗与久久为功的坚持，也一定会熠熠闪耀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