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冬妮：地缘政治剧变下中国-东盟合作及对“全球南方”的启示

地缘政治剧变下，全球化逆风更甚，一些大国意图利用自身力量优势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规则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对等关税”政策给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带来严峻冲击，全球产供链价值链面临“友岸化”“短链化”“集团化”的风险挑战，加剧全球需求增长放缓，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资源双重受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诸多南南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兴起和迭代升级。

今天我们讨论变革中的“全球南方”，那么，什么是“全球南方”？中国与东盟属不属于“全球南方”？中国与东盟如何参与塑造和影响着“全球南方”？双方的合作可以给“全球南方”带来哪些启示？我从这几个问题出发，谈些粗浅的认识，请各位专家指正。

“全球南方”尚无统一定义。冷战时期，南方国家指区别于西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后冷战时期，南方国家常代指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联合国2023年划分标准中，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有157个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学者们从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研究了这个概念，并试图给出划分标准。从文献看，比较有共识的是：“全球南方”的兴起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剧变的产物，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尝试在世界秩序变化和力量格局变化下争取话语权和发展空间的叙事工具。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虽然有不少南南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兴起，例如77国集团、东盟、中国-东盟自贸区、“77国集团+中国”南方首脑会议、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南共市、非洲自贸区等等，但由于“全球南方”意涵的模糊性及主体多样性，“全球南方”并非南方国家整体合作的约束性机制性安排。

所以，我们可把“全球南方”看作是一种基于相近发展水平、发展诉求、发展观以及全球治理观的共同身份和话语叙事。在国际事务上，“全球南方”并未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具有约束性的集体行动机制。

我们可以从发展水平以及发展观、全球观、全球治理观“三观”维度看中国与东盟是否适用“全球南方”的身份。

“全球南方”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中低收入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比较好且有数据可得性的综合衡量指标是人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今天总有人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从人均GDP看，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1.35万美元左右，尚未达到世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编发《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显示，中国居民月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有6亿，占全国人口比重42.85%；低于2000元（也就是一天不到10美元）的有9.64亿，占比69%；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口占比约84%。

在我看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北上广深并非中国的全部，即便是一线城市里也还有许多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流动人口。按人均GDP看，东盟成员中只有新加坡和文莱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但若把东盟看作一个整体，则人均GDP不到6400美元，是显而易见的发展中经济体。

“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认可和遵循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目标及共同发展的国际规则，强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发展的权利。

东盟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写入了《东盟宪章》。改革开放后中国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发展新阶段后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高质量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发展观与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的发展观相契合。

“全球南方”主张和平共处，尊重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认为国际社会是国与国相互依存和共同治理的关系，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平等话语权。中国早在日内瓦会议时就提出以和平与协商为前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今天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东盟的全球治理观明显体现在《东盟宪章》中，强调以和平为导向，尊重成员国主权治权，互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

从这几个维度看，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全球南方”国家。

历史地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以对话形式开启的。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已建立起从领导人到部长、高官各个层面以及政治、经济、贸易、科技、金融、能源、文化及安全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对话机制。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在一场场对话中深化的，中国由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双方关系再逐步深化为战略伙伴关系、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0多年来，尽管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南海问题仍未解决，但中国与东盟始终秉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未放弃通过对话取得基本共识，为中国-东盟合作奠定坚实的方法论基础。这在当前“对等关税”和单边主义背景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2001年是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而且中国发生了两件对外开放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一件是中国正式成为WTO的一员；人们常常说起“入世”对中国的影响，但容易忽略另一件事情——当年11月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中国与东盟要用10年时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建立的最大自贸区，前不久刚刚完成3.0版本谈判，提出要打造“包容、现代、全面、互利的自贸协定”。经贸合作机制化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压舱石，双方已连续多年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10国都是WTO成员，共同参与WTO多边贸易机制；中国与新加坡、柬埔寨分别建立了双边自贸区；中国与东盟10国建立了中国-东盟“10+1”自贸区；中国与东盟及另外5个成员国共同推动建立了全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时，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只有79.6亿美元，2001年宣布要建自贸区时为400亿美元左右，增长了4倍，到2024年已经达到9823.4亿美元，增长了23.5倍，可见经贸合作机制化对双方贸易的重要影响。

这些机制化的安排使得中国与东盟不仅成为最紧密的经贸合作伙伴，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塑造经贸规则的典范；不仅为各自的发展注入了重要动力，也为“全球南方”合作提供范本。‌‌

去年第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布的《中国-东盟关于推动建立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数字生态合作联合声明》（简称《声明》）是很好的例子。《声明》提出，“鼓励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等机制下深化公共、私营、学术和民间社会在数字领域的合作，构建可持续和包容性数字生态系统”。双方在许多合作中都采取了包容性治理的路径。例如，重视发挥企业在产供链价值链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把培育包容中小微企业的跨境产业生态作为合作重点。在中国与东盟建立的多元化合作机制中，智库、高校、科研机构、商会、专业协会、社会组织、媒体等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

中国与东盟合作并未止步于双边，而是以双边促多边，成为引领和推动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务实合作伙伴。双方在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一体化框架中合作已久，除了共建RCEP，在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东盟经济论坛等机制中，中国都积极参与并推动各方对话与合作，将彼此认同的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等理念导入区域合作机制。

在双方合作中，从东盟的角度看，中国作为经济体量和综合实力上的大国和邻国，坚持认同和尊重“一个东盟”和“以东盟为中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助于降低东盟国家的不安全感，巩固和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中国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立场文件》强调四个坚定不移，其中一个就是“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发展导向的，在共同和可持续的发展中不断强化信任，从而带动形成全方位合作。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国际竞争的加剧，“全球南方”首先需要的是发展叙事，强化可持续发展导向，以此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等争取平等的发展权利，拓宽共同发展空间。这个“群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而是以经济建设为导向的。对许多从反帝反殖民历史中走过来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当然有反对国际秩序等级化的内在需要，但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两者并不矛盾，而且只有发展起来了才能会有反对和改变不合理秩序的实力。

南南合作最早提出时，是在联大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计划——138个联合国会员国于1978年9月18日在阿根廷通过的“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继续用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为南南合作提供资金、知识、技能等支持的各类综合性平台。同时，可把经贸、科技、产业、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等领域作为重点，加大交流合作。

中国与东盟合作遵循了南南合作的传统，即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可为新时期“全球南方”合作提供经验启示。面对地缘政治剧变和全球秩序重构，“全球南方”合作需要继续坚持主权平等、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等基本价值追求。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的议程设置方面，应坚持协商一致原则，既要防止一些国家通过主导“全球南方”议程来获得与另一些国家要价的优先权，也要避免为争夺“全球南方”领导力而被分化的陷阱。

从中国和东盟合作的经验看，“全球南方”应高举开放、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旗帜。尤其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全球化逆潮兴起之际，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加积极地扩大自由贸易的朋友圈，参与推动WTO改革，参与各种符合WTO基本规则和自由贸易方向的双边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同时，需要抱团应对贸易霸凌，加强与愿意与我们平等协商的发达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机制建设。

校对 | 周宇笛 

排版 | 吴雨彤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