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核心是发展｜独思录 x 郑永年

今天，在外部地缘政治变动加剧的情况下，如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以应对外部挑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亟待需要纠正诸多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认识，在重新思考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切实有效地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内需社会。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刚刚开始。尽管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但前面的都是序曲。世界范围内中美两国的斗争才真正开始，影响的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更是整个世界秩序的重塑或者重建。国际的前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要用自身的确定性来应付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也是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所需要。

我们应付地缘政治的挑战最有效的武器还是改革和开放。在开放方面，高水平开放是唯一的选择。美国向全世界发动了贸易战和关税战，但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战和关税战而得到发展，也没有一个富裕的国家可以通过贸易战和关税战保持继续的富裕。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已经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但要走向更富裕，高水平开放是唯一的选择。

在高水平开放领域，我们具备了丰富而系统的工具箱，包括包容的多边主义、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制度型开放、自主的单边开放等。可以说，只要我们坚持这些形式的开放，美国或者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没有任何方法来孤立和封锁我们。

更为重要的是内部改革。我们通过开放来有效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通过内部改革来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在今天国际环境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革我们自己。很显然，我们需要通过内部改革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市场。

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的讨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些讨论是远远不够的。从很多方面来看，迄今为止的讨论过于学术化，泛化和空洞化。有两种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教科书式的观点很突出。一是发钱论，发钱给老百姓让他们消费；二是福利社会，提高老百姓的福利，让老百姓放心地去消费。

类似这样的讨论似乎很有道理，但稍微深究一下，就不难发现，类似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很多人只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诊断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问题，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经验地看，尽管类似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但并没有改变什么。

概括地说，消费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谁来消费，二是消费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现实。

谁来消费？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中产。经验地看，消费社会便是中产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有少部分是消费过度的，穷人消费不足，而支撑可持续消费的便是中产阶层。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发达经济体，一个经济体如果要转型成为消费驱动，那么其中产阶层必须跨越50%的门槛，达到65%左右，甚至更高。二战之后，欧美日本的中产在高峰期超过70%。一个经济体的中产如果达到70%，不仅可持续的消费没有问题了，20%的社会底层问题也容易解决。

消费什么？这里既有供给侧提供的消费，也有需求侧所需要的消费。一个经验观察是，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发展到中等收入的阶段，需求侧占据主导作用。尽管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消费偏好，但消费品大都是日用品和耐用品。驱动这个阶段发展的要素也比较简单，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存在大量的发展空间。就技术而言，存在着大量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可以应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阶段，消费大都转向供给侧的提供，即技术产品。这也符合经济增长的逻辑，因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

就中产规模来说，我们已经拥有了4亿中产。绝对数字很大，可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但是就比例来说，中产仅仅占人口总数的30%左右。我们在思考建设消费社会时，这是必须考虑的基本面。

具体地说，在中国，消费面临两个问题：一是30%（4亿）中产消费什么？二是如何提高70%还没有进入中产的人们的消费？

对30%的中产来说，无论是发钱还是提高福利，都不会有效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因为对这个群体来说，该有的都有了，该消费的也消费了。对这个群体来说，问题是：消费什么？

对70%的人口来说，无论是发钱还是福利，也都是有问题的。对这个群体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就业或者面临经济的不确定性，那么即使发钱，他们大概率也是会把钱存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这些年来，因为经济不确定性升高，城乡居民的存款在提高，而消费在减少。

“福利社会”更是一个高大上的问题，可望不可及。典型的福利社会在欧洲，并且是较小的社会，迄今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东亚文化中，没有一个经济体照抄照搬欧洲，而是把福利和工作结合起来，即“工作福利”（workfare），而非西方的“福利”（welfare）。中国14亿人口，人均国民所得也只有13000美元，没有任何条件来实行欧洲式的福利社会。如果强行推行，必然陷入福利陷阱。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对70%这个庞大的群体，政府的政策必然是以最大的努力提供基本社会保障或者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发展来扩大中产阶层，缩小这个群体。

那么今天，如何同时提高30%人口和70%人口的消费呢？我们的思路是：释放大量的新经济活动，在为30%人口提供新消费的同时为70%的人口提供充分就业把这个群体的大多数转化成为中产阶层。这样，如果到203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的中产超过60-70%的时候，我们才可真正成为可持续的消费社会。

简单地说，就中国社会的现实而言，30%人口的消费是供给侧驱动，而对70%人口的消费是需求侧驱动。

要提高30%人口的消费，就需要供给侧改革。需要释放大量的新经济活动。这些年，政策释放了低空经济，各地一哄而上，显得非常内卷。内卷是因为新释放的经济活动过少。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没有释放出来，无论就传统技术还是就新兴技术而言。尽管我们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统计系统中拥有最完整工业体系的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最大量的经济活动。

就传统技术而言，例如私家船。不难发现，海洋国家的中产，不仅“一家一车”，更是“一家一船”。我们拥有那么长的内河航运线和海岸线，但我们的私家船没有发展起来。就技术而言，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先进的造船技术，并且产能很大。

就政策而言，我们也早已经提出了要建设海洋强国的口号。但对海洋经济的理解很是狭隘，聚焦海洋资源和海洋牧场等。为什么不鼓励私家船产业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大家比较一下波士顿、新加坡和香港这样的海洋城市和我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海洋城市就可以看到，我们几乎还没有私家船这个产业。实际上，就私家船来说，今天还不如郑和下西洋的时代，那时既有政府的船只（郑和的船队），更有民间的私家船（浙江和福建的海商）。私家船没有发展起来，这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这需要政策的松绑和各部门的协调。国家发改委已经成立了一个机构来协调低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成立类似的机构来协调私家船的发展。

在新技术领域更是如此。我们研究团队研究了生物医药、互联网游戏和人工智能三个领域，发现我们的很多“新质生产力”因为监管过度而落不了地，很多流失到美国等国家。

就生物医药产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医药研发中心，很多年来，超过三分之一的全球活跃临床试验最初由中国公司开发或是共同开发。然而，大量在中国诞生的原创性生物医药技术都没能在中国落地和发展，而是流向了海外。导致大量企业选择被海外企业收购或是将原创性技术转化落地流程落在海外的原因主要包含三个原因。第一，创新药研发周期长，商业化不确定性大、风险高，而我国融资模式依然由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直接融资模式不仅比重偏低且主要由国有机构运行，两者均追求稳定的投资收入无法为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我国对民间风投等融资模式强监管，进一步使得创新药企在国内面临严峻的融资困境。第二，我国新药上市审批流程复杂、时间长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压力。与美、欧相比，中国当前未能在药物研发到上市监管全流程中加快审评审批政策，不管是标准审评流程还是加快审评流程，药品审批时长均称上升趋势，而美国、欧盟的标准与优先审批时长则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三，创新药上市快速投入市场需进入医保目录，药品定价与医保挂钩，然而企业与国家医保谈判无议价能力，降价进入医保就难以覆盖前期研发的巨额资本投入。究其根本，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技术难以在国内落地，是由于各方位的行业监管过度所致。

互联网产业亦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监管部门大幅度压缩游戏版号数量，对中国游戏产业的发展活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尽管政策出发点是为了提升游戏产业质量，但是过度的监管和长期的审批等待，不仅使得游戏公司完成研发的产品难以进入市场获利，增加了经营压力，也对中小型游戏研发企业的创新动力造成了打击，给行业从业人员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国内的强监管使得大量中国游戏公司不得不选择出海，尽管游戏企业出海也给我国文化软实力出海提供了渠道，但是大量原创游戏的出海也意味着，国内游戏产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游戏产业创新密度的降低，阻碍这一领域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人工智能领域也是如此。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美国在这个领域完全是发展导向的模式，即“去监管化”，而中国则是“监管过度，发展不足”。这导致中国为数不少的人工智能人才和技术流向美国。在美国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为一代和二代移民，其中有很多是源自中国的人才和中国的技术。

创新药落不了地，流失到国外，在国外落地之后，我们又需要高价去买。尽管很多新药因为政策不容许落不了地，但地下市场变得越来越大。游戏产业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外流的趋势如果不能逆转，那么就是使得国家在主导第四次产业革命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应当意识到的是，尽管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还在拓展过程之中，但学界和业界的共识是：（生物工程+人工智能）x 能源 = 第四次产业革命。

监管体系需要完善，对环保和劳工权利方面的监管需要划底线和红线，但无论是对像私家船那样的传统技术还是对像创新药和人工智能那样的新兴技术的落地需要适度去监管。

杭州“六小龙”现象只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冰山一角。就技术发展而言，我们基本上和早先的日本和韩国的发展轨迹类似，在早期发展阶段主要依靠西方技术的应用和改进，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积累，转向从0到1的原创。

今天的中国就处于一个技术引领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这表明，我们需要一方面促成更多技术产业的落地为30%人口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产品，另一方面能够为70%人口创造巨大的就业市场，为把这个群体提升成为中产阶层提供条件和机遇。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把自己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经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大能力的创新动力、最大比例的中产阶层和最大规模的消费社会，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