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如何保卫社会？｜独思录 x 郑永年

2023年3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宣布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情。既然大家在讨论社会工作时，再三提到《保卫社会》一书，我想围绕着社会工作谈谈在经济下行期间对“如何保卫社会”这个课题的一些想法。

《保卫社会》最初在2011年出版，由之前很多年讨论这个重要课题的文章集成。之后每隔几年，把新的一些文章收进去，就出一个新的版本，到今天已经出了三个版本。“保卫社会”可以说是我在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之后提出来的一个命题。我在1981年上北大，学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其中涉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那段历史。毕业之后迄今，尽管研究的范围变得很广，但社会领域一直是我花费最多研究精力的。任何一个学习国际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都会感到惊讶。对我自己来说，这些政权是因为没有能够保护好社会、满足社会的要求，才导致这种结局的。

写作《保卫社会》一书的背景是：尽管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但仍然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当时，被人们称为“GDP主义”的一些经济政策“看花了眼”，尽管一些政策有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其他方面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被忽视了。“保卫社会”的概念就是要提醒人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要忘记社会发展。

今天，经济出现下行情况。在社会层面，经济下行的影响已经开始出现，有些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低保吃紧、返贫、居民债务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老百姓与基层官员之间的对立，其中不乏一些暴力行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为大问题。如果说经济上升时期需要保卫社会，经济下行期间更需要保卫好社会。

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稳定与发展需要政府主动地去保护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规制资本运作，同时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欧洲会产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产生那么庞大的社会主义运动？

结论很简单，即当年处于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一切资本说了算，而社会没有被保护好。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并且非常暴力。尽管大家都谴责暴力，但暴力还是发生了。只要存在着暴力的根源，总会有人出来鼓吹暴力，暴力运动也自然会发生。这是被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的。

我的理解是，底层民众是社会里面最弱的一个部分。英国作家狄更斯、法国作家雨果等人的小说里写的劳工被剥削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暴力是当时社会弱势群体唯一可以用来争取正义的方式。在社会底层，暴力分两种，要么是自杀，要么就是去杀人。所以，社会一定要被保护好，否则暴力不可避免。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触动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有成效的。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这一大转型，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表现为民粹主义。尽管谁也不喜欢民粹主义，但是人们需要明白民粹主义是如何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社会没有被保护好，基本社会公平不能得到保障。实际上，无论是一国之内的革命还是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与不平等相关。不公平有两种，一种是内部各社会阶层或者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一种是外部的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内部不公平就导致民粹主义的崛起，导致革命；而国家间的不公平经常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导致战争。如果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是内部不公平所导致，那么一战、二战就是国家间不公平所导致的。因此，保卫社会，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既有国内层面的意义，也有国际层面的意义。

1945年之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了一战和二战的教训，不仅要通过福利社会的建设保障基本社会公平，而且还要通过规章制度的建设来规范资本的运作。所以从1945年到1980年代，这段时间是西方辉煌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对西方贡献非常大，政府干预经济，资本和政府“两条腿走路”，随着福利社会的扩大，中产阶层也随之扩张。在这段时间里，主要西方国家的中产高达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便是西方社会稳定的基础。以美国为例，1960年代出现黑人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社会运动，还发生总统被刺杀的事件，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美国社会的根本。尽管民主和共和两党有分歧，但当时的党争是有限度的，极化政治并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哪一个政党，如果要执政，那么就要诉诸这一庞大的中产阶层。

然而，1980年代以后的美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里根革命”有效地壮大了美国资本的力量，而弱化了政府的力量。里根革命之前，凯恩斯主义一方面壮大了福利社会，但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有效的制约。当时美国的企业税收非常高，税率可以达到90%之多，被称为“准没收型税率”。从这个角度来说，里根革命具有必然性。里根革命再次把权力还给资本，美国进入了“资本主义2.0版”。里根革命之后，政府大大放松了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管制。这一方面导向了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使社会再次成为受害者。1980年代以后的“超级全球化”为美国的资本所推动，也为美国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大都落到了极少数人手里。美国以前称自己为“中产社会”，但是现在美国自己承认是“富豪社会”，不是百分之一的人，而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人掌握了社会巨大的财富。这是今天美国社会病的根源。

欧洲的英国也有类似的经验，因为在那里发生了撒切尔革命。英美的模式尽管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其社会发展模式不能说是成功的。不过，尽管面临巨大的社会分化，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一种完全发展导向的模式，对资本缺少有效的监管，尤其表现在高科技领域。例如，在互联网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现在还不存在任何联邦层面的监管体系，只出台了几条总统行政命令。所以，尽管美国的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但是生产关系面临巨大的问题。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主要根源就是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

欧洲大陆尤其是北欧社会在1980年以后选择了与英美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些经济体继续致力于建设高福利的社会。北欧模式到现在为止是比较成功的。但应当指出，北欧社会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人口比较少。因此，人们对北欧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存疑。

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欧洲的问题是规则规制太多，企业所受束缚太多，难有作为，创新不足。或者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太先进了，反而“有效”地制约了欧洲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创新不足，导致经济发展不足。如果经济发展出现问题，那么即使是现存的福利制度也难以维持下去。福利受到影响，社会就会出现不满。今天欧洲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就是其经济出现问题的反映。

近代以来，欧洲几乎是“创新”的代名词，大多创新来自欧洲。但是今天，欧洲强国中除了德国有一些工业创新以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即使是德国，“工业4.0版”是德国提出来的，但“工业4.0版”并没有发生在德国，而是在美国。欧洲过于“先进”的规制导致企业没有办法做事情。因此，欧洲的共同市场我们可以学，但规则规制等方面绝对不要学。中国其实已经和欧洲有点像，如果我们今天再学欧洲反而会对创新构成更大的制约。在创新方面，我们要学点美国。美国以发展为主，中国以监管为主。中国学点美国，美国也要学点中国的，这样社会才会均衡发展。

如果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保卫社会，那么结论是，不能将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绑定，要公有、私有两者均衡发展。

在发达的西欧，原始资本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最终促成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大转型。人们可以称西欧路线为“改良主义路线”；而另外一条发展路线是苏联路线，可以称之为“革命路线”。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成立，其经济发展路线就涉及今天人们所讨论的产权制度。中国直到现在还受产权制度的困扰。人们总是一直在问，到底是私有制好还是公有制好？这个是最麻烦的问题，因为人们不同的观点很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而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任何有意义的讨论便变得不可能。

这里的核心便是马克思关于产权制度的观点。但马克思的观点一定要放到欧洲文明中，其所处时代背景里面加以思考。至少自进入近代以来，欧洲就产权与经济关系产生了两种思维。一种思维方式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思维的信仰者倾向于把所有好的东西和私有财产关联起来，认为没有私有财产，经济发展全然不可能。这种观点由亚当·史密斯正式系统性地提出，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并在当代由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延续、传承和发展，从而进化至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另一种思维方式也起源于近代，甚至更早一点，始于卢梭到马克思再到现在的一些受马克思经济学影响的左派经济学家。这一思维，认为所有坏事情都是由私有制财产而来。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阐述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接受了卢梭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如果不消灭私有制，人类的公平就不能实现。因此他强调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

苏联就走了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路线。尽管苏联在早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基于公有制之上的计划经济始终解决不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问题。最后，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被视为是外力（即美国）造成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苏联的解体的本质是这套制度体系不符合人性，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满足不了人的需求。不是美国人推翻苏联政权的，而是苏联人民推翻苏联政权的。

我们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走了苏联经济路线，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苏联模式不符合国情，因此脱离了苏联路线。尽管改革开放前，中国也实行计划经济，但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集中度和集权度与苏联的没有任何可比性。中国实行的是分权、分散性的计划经济，而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和集权的计划经济。简单地说，苏联的计划经济集中和集权在中央政府，而中国的则分散、分权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或者说，在苏联表现在“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公有财产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在当时的中国，公有财产分布在各级政府，由各级政府所掌握和分配。

清一色的公有制导致了“贫穷社会主义”的局面。1990年代初，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就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没有能够发展经济，没有能够为老百姓提供经济利益和福利。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证明极端地将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绑定是不正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混合政体是最优的政体。这一论断也适用于经济体制。经验地看，所有能够帮助实现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体制都是混合体制——既有公有，也有私有。

实际上，混合所有制也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核心。传统上，中国人对产权的看法没有像欧洲人的思维那么极端，因为中国人强调的不是公有或者私有，而是两者的均衡发展。我们最早的理念就是像孟子所说的“井田制”，井田制就是探讨如何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起来的制度。所谓“井田”，中间一块是公地，公地被八块私地围绕。经验地看，中国一直是一个混合经济体，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是民营资本，中间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运作的领域。近代中国的企业分三类：官办、商办和官督商办。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注重这三层资本的均衡发展，只有四个时期走向了国家主义，分别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宋朝的王安石改革、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当政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阶段。这几段时间都是对此前经济危机的反映，且历史不长，差不多在践行了二三十年时间之后又恢复到了混合所有制。

所以，从文明的角度看，我们不要过度介意和重视西方的产权理论，而是要注重中国自己文明逻辑的混合所有制，不要片面地强调公有，或者私有，而是要强调两者的均衡发展。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均衡得好，经济就发展得好，两者如果失衡，发展就肯定出现问题。我们今天左右派争论的东西都是围绕西方的理念和经验在争论，而没有真正把问题放在中国的背景里去思考。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呢？这是可以思考的问题，但这不是中国文明逻辑，因为中国文明不是用私有制或是公有制来定义的经济体制的。中国一直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的社会。

如果从亚洲经济体成功经验看，那么政府需要主动保卫社会，壮大中产阶级。

除了以上讨论的几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外，实际上亚洲还有成功的模式，就是儒家文化圈内日本及“四小龙”政府主动保卫社会的模式。我们是亚洲国家，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绝对不要忽视亚洲经验。日本、新加坡、韩国这些经济体是非常成功的，现在越南也在往这个方向走。世界银行再次发表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显示二战后一百多个经济体中只有不到二十个经济体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在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包括了属于资源型经济体的北欧和中东地区，而真正发展得好的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从低等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体。

这些东亚经济体为什么会成功呢？尽管东亚经济体的转型也是实行市场经济，但亚洲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像欧洲那样的充满暴力的、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发展经济过程，政府主动作为，做大做强中产阶层。而在经济起飞后的二十多年，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中产比例都跨过了50%的门槛，达到65%甚至70%。高比例的中产阶层是这些社会稳定的原因。当然，每一个经济体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做大做强中产阶层的。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地区赋能中小型企业，新加坡政府的组屋政策等等都非常有利于中产。韩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是一个特例，但工人运动主要是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并且韩国主要的经济基础还是在社会运动爆发前朴正熙时代打下的。这些经济体中一个强大的中产不仅是它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更是和平政治转型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便是普遍真理。一个社会如果实现了普遍恒产，那么就是公平公正的社会。恒产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在保卫社会方面，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着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把一个社会分成两个部分，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忘记了“社会”这个最重要的变量。马克思一辈子搞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但他的理论中没有把社会的变量充分考虑进去。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三个大的变量，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西方早期的政治经济学里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两部分，那么“社会”在哪里呢？这个东西没有弄清楚，是很大的遗憾。西方后来也在弥补，把社会也放进知识领域，建立社会经济学。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保护社会一直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么，就中国来说，如何保卫社会呢？至少需要考量几个大的问题。

中国在思想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没有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分清楚。社会领域包括哪些呢？主要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我在《保卫社会》这本书里面说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以破坏社会来取得经济增长的。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九十年代先是进行医疗产业化，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了教育产业化；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经验地看，任何国家，如果把医疗、教育、房地产作为经济领域，这个社会肯定很难稳定，因为这些领域属于社会领域。如果一定要说它们是经济领域，那么也必须强调是社会性很强的经济领域，这些领域也是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但不是完全属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

实际上，一旦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基本社会公平就无法得到保证，而一旦缺失了基本的社会公平，市场经济本身也会遇到困难甚至是极大的困难。以房地产为例，如今投资性质的房地产已经到了顶点，即使今后5年、10年不盖任何一座新房子，存量都消耗不了。考虑到人口快速萎缩的因素，形势甚至更为严峻一些。房地产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拥有两个市场，一个是完全放开的市场，一个是政府规制的市场。房地产需要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才能实现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这取决于能不能将农村的宅基地真正流通起来，鼓励社会中上阶层在农村盖房子，作为财富形式保存下来。但今天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因为一旦这样做，就会引起社会的反弹。但是，为什么新加坡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新加坡80%以上的人都住在政府的组屋里面，并且条件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20%的中上阶层实行完全放开的市场，老百姓也不会有什么抱怨的。因此，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规制的房地产市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现在的公租房有多少呢？前几年我到各地去调研，发现公租房连5%都不到。很多城市早就提出来要达到20%的目标，但没有一个城市达到这个目标。现在房地产下行，空置房那么多，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空置房购入而作为公租房呢？当然，这里必须有市场，但是这个是政府规制的市场，也就是类似新加坡政府组屋那样的政府规制市场。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房地产过度产业化——尽管房地产产业化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破坏了社会，至少没有把社会保护好。我们一直在说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一百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实际上，在房地产领域，我们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路。这就是今天面临的问题。其他领域包括医疗和教育也是如此，没有哪些社会像我们这样过度产业化和商业化的。

与社会领域相反，我们的经济领域则是产业化和市场化远远不够，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远远不足。这就是中国今天面临的矛盾。邓小平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认为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应当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却找不到市场经济，应当有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却找不到政府，这是结构性错位。

我们既要发展，又要社会公平，这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松绑，要发挥社会活力。很多部门的政策都是有碍于社会活力发挥的。社会组织的活力怎么释放出来，地方政府的社会活力怎么释放出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涵盖60多个领域，300多项改革。对此，我个人的理解还是要实现一种均衡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均衡发展。经济领域讲增长，社会领域讲公平，政治领域讲治理，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这三大领域需要践行不同的“主义”。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主义”并非人们日常所谓的意识形态。“主义”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工具箱”。

在经济领域，需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对保护社会的重要性，而经济增长需要大力推行市场主义。

经济领域讲增长。增长无疑非常重要，以前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讲“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国家面临很多的问题，如果在发展，那问题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旦不发展，那这些问题都成为真问题，无法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问题也没有刻意去解决，但今天的问题到明天就没有了，发展过程自动消化了很多问题。为什么李光耀先生非常崇拜邓小平先生呢？就是因为邓小平先生的这句话：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李光耀的座右铭，他还专门有一本书叫《新加坡赖以发展的硬道理》（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无论哪种制度，只要有发展，大家的生活都很好过，但发展一旦成为问题，哪怕像美国那样的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典范的也会出现大问题。我们现在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发展当然包括一定的GDP增长。现在我国人均GDP是一万三千美金左右，发达国家都是五六万美金了。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将近七万美金，即使是“四小龙”的最后一位韩国也达到了三万三千美金。如果我们2035年要达到韩国的水平，那还是需要大力促进发展的。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讲分配，但必须意识到，发展是最重要的。比如，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理顺事权和财权的关系，这当然很重要。不过，理顺这种关系的着眼点还是发展，如果不讲发展，就会变成中央和地方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的问题。蛋糕就这么大，中央多一点，地方就少了；地方多一点，中央就少了。要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发展。

我最近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非常担忧在经济下行情况下，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多起来。2011年我出版《保卫社会》这本书的时候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但是，尽管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好，还是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一些暴力行为。现在，如果增长慢了，那么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社会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这次中央也提到要防止返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脱贫方面成就巨大，经过40多年的努力，使8亿人脱贫（绝对贫困），但是我们的中产阶层还不够大，满打满算在30%左右（即4亿），70%的人口还只是脱离贫困状态。这个庞大的人口，经济一不好，很多又会返贫。新加坡这些年的经济也是起起伏伏，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受到影响的，但他们有很好的政府组房和医疗教育机制，老百姓的生活就有保障。相比之下，我们的保障不足，甚至远远不足。我们连城市30%的中产阶层都没有保障，现在房价一下跌，中产阶层的财富一下子就萎缩了。我们现在通过依靠强调治理来维持社会的总体稳定。但无论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不仅治理成本很高，也是难以可持续的。

在经济领域走市场主义，一定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市场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资本坐大，资本说了算的；但市场主义不是，是要实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

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体而言，这个表述非常科学的。但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需要对两者的关系做调整。我认为，现在要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放到前面，而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放到后面。必须意识到，只有在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的情况下，社会才不会反对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社会保卫不好，经济是走不远的；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经济增长走不远。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都在复兴，要么是左派民粹主义，要么右派民粹主义，为什么？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即使是被视为最强大的美国今天也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且此危机能否被解决是个巨大的问号，即便美国精英认为美国的民主是最好的，但是美国的民主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虽然美国的经济、科技和生产力都表现出色，但主要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出了问题。相比之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做得好，就是因为政府在社会领域起到了更好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才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加坡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十分典型，可以把它称为“李光耀主义”，在经济领域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但在社会领域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不能有效保卫社会，中国的民粹主义就会产生深厚的社会基础。有人故意混淆我们的贫困和美国的贫困状况，但实际上我们的贫困线是非常低的，和美国的贫困线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大量人口只是脱离了绝对贫困状态，并且经济并不很牢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对返贫问题极其重视。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不要过度抱怨民粹主义。如果站在老百姓的视角，民粹主义是有理由的。从根本上说，民粹主义源于社会不公平。如果A有三双鞋，B有五双鞋，A不会太抱怨的；但如果A一双鞋都没有，B的鞋很多，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公平的问题，任何社会都不会忽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早就接受了公平的意识，更需要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但现在连这个问题，经济学界都没有共识。哪怕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在新冠期间都发了很多钱（支票）给居民家庭。联邦政府更是花大钱来保护中小型民营企业，只要中小型企业在危机期间不解雇人，企业无力承担的这部分工资由联邦政府来承担。我们国家这几年最多就是发消费券，让年轻人到网上去抢。经济学界大部分人反对发钱的政策，认为这是养懒人的做法。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在社会领域要做一个很大的转型，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思想层面。

概括而言，社会治理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得人心的基础，那就是公平正义。基本社会公平要实现，否则社会治理就很难。我的理解是，政府一定要在社会领域“起更好的作用”。企业是市场领域的主体，企业会根据市场情况理性地去配置资源。在企业和社会领域之间，社会领域是弱者，所以，政府要保卫社会领域。社会建设和保卫社会从来不会太晚，我们要好好开始做。

在政治领域，在坚持保卫社会的同时保守主义一点没有关系。政治一方面要与时俱进，但同时不能搞激进化。政治领域最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和巩固执政党的政治主体地位。社会领域需要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因为这样的结构是稳定的。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中产阶层是中坚力量。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的多元化、社会的多样化和思想的复杂化，政治领域必须存在一个中坚力量。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开放总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只要执政党的主体不动摇，稳定是可以预期的。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主义可以满足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要求。一个国家要稳步发展，都需要有一种复合的主义，是多种主义的组合。除了以上三个领域的不同“主义”以外，文化领域需要包容主义，不要排斥其他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包容的世俗文化；在政策领域，则需要实践主义，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