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医部的故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带领科室通过土法制药满足临床需求有效缓解“缺药荒”

55年前，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朱永泉从上海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医院。从全国最大的城市来到边陲农业县，他自我调节心理落差，在短时间内克服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并很快就担任医院药剂科负责人。面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缺药荒”局面，他带领科室想尽各种办法，用土法制药满足医院的临床需求。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他又带领科室联合暨南大学华侨医院，自行研发微电脑药库业务管理系统，获广东省卫生厅颁发的卫生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是深圳市医疗卫生界获得的第一个省级科研奖项。

▲1965年8月，朱永泉到广东省卫生厅报到期间，到广州著名的五羊雕像游玩。

60年代中期从上海分配到宝安

“从广州过来深圳时，我们一上火车就遇到带枪的警察检查边防证。随后，火车到石龙站、樟木头站和下火车的时候又各检查了一次。我在上海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顿时感觉这边防地区确实不一般。”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来宝安县（深圳市的前身）报到时的情景，朱永泉表示此前对宝安县并不了解，只在电影《羊城暗哨》中听说过这个地方，知道其靠近香港。

朱永泉告诉记者，他是上海青浦人，1940年12月出生，1961年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该校后来并入复旦大学）药学系，1965年被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医院工作。他回忆说，当时全班共有15个人被分配到广东省，其中只有他被分配到宝安县。“当年8月底，我们到广东省卫生厅报到，卫生厅人事处王处长跟我说：‘小朱啊，为什么叫你去宝安县呢，因为我们看了你的档馆，觉得你比较合适。宝安县是边防地区，情况复杂，相信你去了以后可以发挥作用。’”原来，他在学校的时候政治表现很好，是系共青团总支委员和学校团委宣传干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前有很多‘逃港’机会，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事”。

▲1985年初，人民医院二门诊建成开诊庆典，朱永泉（中）与广州中药一厂副厂长（右）、广州市医药公司的一位经理合影。

到宝安县之后，他先在火车站附近的新安旅店住下，然后再到宝安县卫生科报到。当天，县卫生科科长下乡去了，科员甘荣叫他次日9点到留医部报到。这让初来乍到的朱永泉有点丈二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这“留医部”是什么来头。于是，两人留下了这样的对话：“请问，什么叫留医部啊？”“哦，你们内地可能叫住院部。”“我明明是被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医院的啊？”“没错！就是这里了。”

次日一早，满带疑惑的朱永泉叫上一辆三轮车，让车夫载他到宝安县人民医院报到。路过立新路时，车夫指着一栋两层的黄色小楼告诉他，这就是人民医院的门诊部。他一听，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这是啥医院，怎么这么小？”随后，车夫载他到留医部，一路都是沙石路，两边都是竹林。途中有一个陡坡，因为行李较多，他还下来帮着推车，这才顺利抵达人民医院。

“留医部倒是比较气派，大门进去两边都是水塘，路边种有两排木麻黄，中间有一栋两层半的楼，外墙是石米的，我心想这还不错。当我看到那栋楼的一楼挂着‘宝安县人民医院’的牌匾，我的心才真正安定下来，心想这‘留医部’果然就是宝安县人民医院。”朱永泉回忆说，当他到达医院时，医院人事股股长李添正站在门口迎接他，说早就期待他的到来，还有医生则笑称“我们的药师来了”。随后，他被安排到药房工作。当天下午，院长叶丹带他在留医部、门诊部转了一圈，以帮助他尽快熟悉医院的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部分人民医院药剂科人员合影。

土法制药满足医院临床需求

到医院报到后的第三天，朱永泉就被宝安县抽调到龙岗公社搞“四清”工作。他告诉记者，因为从小到大讲的都是上海话，包括老师课堂讲课也是，所以他的普通话是分配到宝安县之后才学会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因为语言不通还闹了不少笑话。

8个月后，他回到医院，被安排在门诊部工作了一段时间。1967年，他开始担任药房负责人。“当时，药房只有我、药师贾剑霞和卫生员曾仕康，总共就3个人。后来，曾仕康下乡去了，也就只剩下两个人，人手严重不足。”朱永泉回忆说，当时医院的各种药品都极为匮乏，所以需要药房用土法制作各种比例的葡萄糖、生理盐水等药物，以满足医院的临床需求：“按规定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要治病救人的话就得这样去做，否则病人怎么办？‘等靠要’解决不了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广东省都没有生产葡萄糖注射液的药厂，各大小医院所需全都需要从外地购入，所以分配到宝安县人民医院的数量很少，根本就供应不上。”因此，当时他们就购来注射用的葡萄糖粉，自行调配成5%、10%、20%等不同比例的葡萄糖注射液，以供医生使用。最初的时候，他们每两天需制作120瓶。“一开始是用烧柴蒸馏的方式制作，所以木柴变得非常金贵，需要好好保管，生怕被雨淋湿。见到这种情况，我就跟院长提议，买了一个用电的电热蒸器，这大大提高了效率，使供应初步有了保障。”他告诉记者，尽管这样，但是每次制药仍然需要从早上6点开始烧水，直到当天下午4点左右才能把制药所需的蒸馏水准备好，所以这种方式方法仍然落后。

▲上世纪80年代，人民医院制剂中心自制的外用烧伤膏。

1968年，为了改变制剂生产跟不上临床用药需求的情况，朱永泉利用简陋的设备完成了“离子交换树脂制备去离子水”的研究工作，解决了制剂需要大量溶媒的问题。从此，葡萄糖注射液产量大幅提升，由120瓶/天提升到480瓶/天。科研成功后，连宝安县医药公司都来找他们要医用葡萄糖注射液。后来，为了满足全县各地的需要，在宝安县卫生局的支持下，他给龙岗、沙井、南头、大鹏等公社卫生院办学习班，传授这种制药的新方法。

1971年1月，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医院从深圳中学招来欧应泉等八个青少年，为药剂科注入新生力量。后来，还有王惠鲜（女）、陈辛（女）、郑镇明、罗静华、邓质文、彭广伟、黄焕南、邵玲（女）、蔡焕行（女）、邓辉（女）等，以及姜来发、江秩元两位老同志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当时，他们跟我一起上山采药，包括翻越大山到梧桐山、三洲田等地采摘中草药。我们还一起劈柴头，消毒炉中的药品，并且不怕爆炸将其及时取出，经常加班加点，付出了很多。”朱永泉回忆说，后来因为没法解决职称问题，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陆续离开了医院，“最终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一番成绩”。

上世纪70年代，除了自制葡萄糖、生理盐水以外，朱永泉还带头研发了穿心莲注射液、滴耳油、复方九里香注射液和烧伤膏等药物，以满足医院的临床需求，有效缓解了当时医院的“缺药荒”问题。

▲1988年，人民医院研发的“微电脑药库业务管理系统”被认定为广东省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深圳市医疗界最早获省级科研奖项

1987年，经广东省卫生厅科教处和深圳市科委联合鉴定，深圳市人民医院药剂科研究开发的“微电脑药库业务管理系统”获广东省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这是深圳市在省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上第一个获奖的，实现了零的突破。

有意思的是，这个奖项是在朱永泉的带领下，通过一台借来的286电脑研发出来的。“1984年底，我去香港参观考查几个大医药公司，发现他们的药都放在一个私人企业的仓库里。我问他们这样是否会出现混乱，他们回复说不会，因为都是用电脑管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管理方法很好。”朱永泉表示，他回来后就跟时任院长王关富建议，说人民医院药房也要搞这种电脑管理系统。王关富回复说医院没钱，他就说自己可以带队研发。

当时，人民医院药剂科刚好来了一个名叫刘宇焯的年轻药师，朱永泉就让他来开发电脑药库管理系统。他们的目标很远大：“我们当时计划研发一个全中文的电脑发药系统，成功后推广给全国的县级以上医院使用。”为了研发电脑发药系统，朱永泉让刘宇焯先去门诊部学习如何发药。4个月后，朱永泉再把他抽调出来，专职搞研发。他介绍说：“经常是我提出设想，然后由他去实现。当时我跟他说，我给你时间去搞研发，过程我不管，但是到了时间点你要给我弄出来。”

▲1986年10月，由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药师培训班在深圳举行，全国各地约200人参加，包括深圳各医院的药剂人员。朱永泉（右二）与来深授课的培训班讲师合影。

为此，朱永泉还被人告状到医院领导那里，说他放任手下不正常上班，并认为以他们的软硬条件，是不可能研发成功的。他就向前来调查的副院长说明，自己主持的这项科技研发项目已经获得院长的许可，这才使项目研发得以继续下去。

“当时，整个医院只有1台286电脑，是病历科在使用。为了搞系统研发，我们就向病历科借用。经常是上午他们工作用，下午则借给我们搞研发用。”朱永泉回忆说，除了自行研发之外，他还利用到广州开会的机会，与暨南大学华侨医院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研发这个电脑药库管理系统，“其实，主要工作都是我们做的，但因为之前有合作约定，所以最终署名的时候也加上了他们”。

经过半年的艰苦研发，系统研发获得初步成功。不过，这个新研发出来的电脑药库管理系统是否实用，他们心里也没底。因此，他们决定暂不对外公布，先试试看再说。试运行半年后，他们发现系统确实可用，这才对外公布以及申报相关奖项。

“我们这个系统用在医院药库管理上，效果非常好。比如，以前要搞一个全院每月用药情况的汇总表，用手工的话很难搞出来，而用这个电脑系统的话，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弄出来，大大提高了效率。”朱永泉透露说，有了这个系统，医院剩下哪些药，有多少数量，各自的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也全都一目了然。这样的话，那些快过有效期的药就先用，可以避免浪费，“系统完全是根据平时药房管理需要设计的，非常人性化、科学化”。回首当年，他感到有些惋惜和遗憾的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项科研没有继续下去，否则，或许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

（晶报供稿）

编辑 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