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红：回首30年，不后悔当年来深圳的决定

董少红近照

董少红（右二）与美国专家切磋介入技术

董少红（左一）与美国专家共同主持长城康复会议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对房颤病人行左心耳封堵新技术后，董少红（右三）与多学科团队一起合影

2013年9月，董少红作“冠心病的预防与治疗”讲座

1991年11月，怀着6个月身孕的董少红和先生拖着一个行李箱，登上了北京开往深圳的火车。火车开了三天两夜，他们在硬座上坐了三天两夜。

29年后，关于火车上三天两夜漫长的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已经是深圳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的董少红已经没了记忆。她只记得下车时，自己浮肿的腿和茫然又懊悔的心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董少红常常半夜惊醒：“我为什么在这里？”直到十多年后，深圳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一点点变大、变强，并成为深圳市重点专科，董少红才在心里放下“没有当成学术学霸”的遗憾。

为了爱情挺着孕肚到深圳

来深圳之前，董少红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深得院里心血管内科泰斗级人物朱国英教授的喜爱。得知董少红要跟随丈夫去深圳，朱国英教授苦劝学生：“你是我们挑选过的人，将来肯定要将你捧到塔尖。深圳灯红酒绿，不适合你。”

得到在北京医科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机会并不容易。当年，董少红在全国医学生的统考中，拿到了全校第二的成绩，获得了全校仅有的3个自主择校、择业名额的其中之一。董少红师从朱国英，是医院的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摆在董少红面前的，是关乎家庭与事业的抉择。董少红和先生是“包办爱情”——两家父母都是医生，觉得自己的儿女很登对，遂牵了红线。小两口感情一直很好。先生支持董少红读完了研究生、博士，如今眼看着“改革的春风”吹亮了深圳，他动了南下的念头。看着犹豫不决的董少红，先生说：“这些年，你读研究生、读博士，我都很支持。这一次，你可不可以支持我一次？”

“如果不跟着先生南下，我们就得两地分居。”董少红回忆，当时医院“三巨头”——院长、主任及恩师朱国英教授都不愿意放她走。几个人轮番劝解，实在无果才同意放人。这一拖，就拖到了1991年11月。期间，董少红怀孕了。南下深圳时，女儿在她肚子里已经6个月了。

到了深圳，董少红住进了深圳市人民医院安排的宿舍里——竹边新村的一个小单间。“房间真的非常小，只能放一张床。”刚到医院，董少红临时被分到了医务部帮忙。“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整理文件、打扫什么的都干。”

1992年2月的一天，正在ICU病房为病人做心电图的董少红突然觉得小腹一热，低头一看：破水了。同事赶紧推来一张床，让董少红躺上去。“就这样，我从医院3楼的ICU病房被同事推到了2楼的产科，生娃去了。”

因为住处太小，没办法让父母或公婆来照顾月子，董少红只得自己来。休完产假，董少红将女儿放在河北，自己返回了深圳。

立志做深圳最强心内科

返岗后，董少红回到了心内科。更沮丧的事来了——没有病人。“我刚到深圳时，深圳市一年的心肌梗死的患者50例。”当时心内科虽然单独成科，但病房与肾内科、内分泌在一起，病人很难见得着。这种情况下，董少红被调到干部病房当主任。“但我的心一直还记挂着心内。”1997年，董少红前往韩国学习导管技术。2000年又到以色列，师从世界闻名的介入性心脏病专家哈森教授。在那里，董少红成了当年唯一一个拿到临时医生执照的进修学生。“这张临时执照是哈森直接跟以色列总理申请的。”有了这个牌照，董少红在当地也可以开展心内介入手术。

“那时候慢慢地从‘水土不服’‘前景灰暗’的情绪中调整过来了，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留医部的心内科做成全深圳最强的。”2000年，医院给了心内科一层病房，有了独立病房，病人也多了起来。在董少红的操持下，市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各个亚专科都开起来了。“在深圳，CTD（结缔组织病，风湿类疾病的一种）是我们第一个做的，心肌梗死病人绿色通道也是我们医院率先开通的。夹层动脉瘤、先天性心脏病、半膜病、心肌病介入手术都是我们最先开展的。”

很长一段时间，“留医部”收治的急性心梗、动脉夹层的病人量和每年进行的介入手术量都占了全市的30%-40%。“后来深圳医院多了，很多手术基层医院也能做了，我们科的手术量占比就没那么大了。”即便如此，市人民医院心内科每年的介入手术量依然稳居深圳市第一，约占全市总量的1/4。

每天都在跟死神抢时间

心内科不像其他科室，收治的每一个病人几乎都是“情况凶险”。“所以我们科室，大家整天都在跑，每天都在跟死神抢时间。”患者离去，是心内科医生经常要面对的事情。每次听到病人死亡的消息，董少红都会整夜无法入眠。“会一直在房间里转圈，一直转到天亮。”也因此，从医30余年，董少红每天都需要依靠药物入眠。病人离世，会给董少红带去无尽的懊恼，“让医生放弃一个病人，真的很痛苦。总会想，是不是我哪一步没做对。”

但职业也有十足成就感的时候。有一次，董少红收治了一个噬恶细胞瘤的患者。正常来说，噬恶细胞瘤释放的物质会让血压升高。可这个患者的血压一直像坐过山车，一会高一会低。“这个时候就不能按常规治，所以当时我给他用了一些常规来看不太能用的药。”治疗期间，患者打的每一针，董少红都必到现场，随时观察病人对药物的反应。一直反复治了3天，患者的血压终于下来了，转危为安。“可以这么说，医生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想让病人好好活着的人。”

不后悔“来深圳的决定”

到深圳将近30年的时间，董少红觉得自己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忙”和“累”。因为忙，女儿在姥姥姥爷家待到快3岁才回深圳。因为忙，董少红甚至连女儿上几年级都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真是后怕啊，如果我女儿人生出了岔子，我真的会后悔死。”好在女儿很懂事，并一直以妈妈为榜样，也一直是个学霸。在深圳中学超常班初中毕业后，女儿去了美国上高中。

女儿大学选专业时，董少红“一意孤行”，坚决反对女儿学医：“自己干了一辈子医生，身体累，心也累，不想女儿再受这个苦。”因为这个问题，母女俩有段时间经常争到抱头痛哭，董少红跟女儿说：“除了学医，你想干什么都行，以后我也保证绝对不干预你的人生。”回顾自己30余年的从医生涯，董少红感叹：“培养了很多人才，做了很多事，用时间和眼界打造了心内科11个亚专科，成就感也有，但真是太累了。”

再过两年，董少红就要退休了。提及退休后的打算，董少坚定地说：“我要在家躺着，至少躺半年，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不过旋即，她又笑了：“说是这么说，到时候能不能做到就不一定了。”

再回头看30余年前做的那个“来深圳的决定”，董少红说：“不后悔，医院给了我很大的发挥空间。”被妈妈“强行”由北京户口改为深圳户口的女儿也常常抱着妈妈说：“谢谢妈妈，你把我带过来了，我喜欢深圳。”

（来源：晶报）

编辑 汪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