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岁月·福田——张林泉：从码头村到城市“合伙人”，股份公司的“上步模式”

人物介绍：张林泉，1965年出生，广东揭阳人，原上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1979年张林泉随父母来到深圳上步，扎根40余年。他见证了上步从阡陌田野到高楼林立的变化，也参与了股份公司创立、制度建设、市场化探索等重要阶段，是上步城市化、集体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亲历者与建设者。

口述时间：2025年4月1日

口述地点：福田区上步大厦

如今站在上步路的高楼上往外看，是深圳市中心的繁华城景。我常常想起四十年前，这里还是稻田鱼塘，我们在田埂上养牛、摘菜。四十年间，鱼塘变成了高楼，我们也从大队农民变成公司“股东”，又逐渐成长成为公司管理者。

说起来，上步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与深圳福田、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缩影。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才有了今天这一切，而我们能做的，是牢牢接住这份机遇，一锄一铲地干，一步一步地走，把这条路走实、走宽，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也不辜负这片我们扎根一生的土地。

一、从田间地头起步：“城市化”之前的上步

1979年，我跟着父母从揭阳搬到深圳，转学到福田中学读初一，家就安在如今市委大院对面（现今中信城市广场）的位置。

那时候的上步是个码头村，说到底还是片农地和荒地，村里没什么像样的产业，村子真穷，村民一年也就挣两百来块，不少人去香港打工。我们学生放学后，也不能光在家写作业，还要下地搭把手，浇水、摘菜，样样都得。

偶尔村里会接到一些任务，比如代养几批准备出口香港的黄牛和耕牛，由村民临时放养代管，等到了时间就集中送走。这也算是我们那时为数不多的“业”。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几乎一夜之间，村子开始热闹起来了。港商一批批地来，村里开始建厂房、搞“三来一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我们天天往码头跑，学生们时不时跟着大人去码头帮忙挑砖挑沙。

改革开放把深圳推上了快车道，发展一天一个样。到了1987年底，全村搞起了六十多家企业，有五万多平米的厂房。我们真是从地头走进了车间，有人成了工人，有的还当了车间主任、厂长。

我特别记得，村里开了家叫玉田酒家的饭店，是从合作社改的，七十来号人全体转行，有的炒锅、有的跑堂，菜单都是村里人手写的。80年代末期，这家饭店年营业额干到了160多万元，谁家添个彩电、摩托车都不是稀罕事了，那时虽然忙，但大家心里高兴，都觉得有奔头。

我一直觉得，上步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的缩影。从一块块稻田鱼塘起步，到集体建厂，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巨变。我们这批人，也正好站在了浪潮前头，摸着石头，一步步往前走。

二、“两个转变”从上步开始：股份公司的破题

到了1990年代，深圳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从罗湖向西扩展，土地被一块块征用，很快，上步的发展用地所剩无几。那时候，虽然生活节奏已接近城市化，但大家的身份依然是“农民”，管理体制也还是原来的“大队”和合作社，制度上的不适应也越来越明显，特区内实施农村城市化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上步被确定为首个试点，要在全市率先实现农村城市化，为深圳市的农村城市化进程提供范本。那一阵子，村里大大小小的会几乎开了个遍。街道、区里、市里都派人进村调研、讲政策，政府提出“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平稳过渡”这十六个字，我们反复听，反复琢磨。

当时我们下面好几个生产合作社，差不多2000人，家底怎么清、股份怎么分、资产怎么管，每一步都得重新厘清。市里、区里、街道的同志天天在村里蹲点，我们自己也天天开会，逐项推进。

1992年5月，村下属的埔尾、玉田、沙埔头、旧墟、赤尾五个自然村，统一改设为居民委员会。6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提出要“实现农村转化为城市、村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并鼓励有条件的村庄设立股份公司。7月，深圳市上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原村委就地转为公司。

我们最后确定了“集体股+个人股”的架构：原行政村的资产被整体折价为股份，其中51%是集体积累股，由公司统一管理，用于集体发展和公共事务；49%是个人合作股，按历史贡献和劳动力情况分配给村民个人，按股享受红利。

股份公司成立那天，掌声是有的，合影也拍了，但说句实在话，大多数人心里还是有点打鼓。过去几十年，村民习惯了“集体经济”，什么事都找书记、找队长。改成公司以后，门口挂上了“董事会”、“经理部”的牌子，不少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有问题了，还是下意识地跑去“找村里”。

现实难题也跟着来了。比如社保。80年代末期深圳开始推行企业社保制度，不少人一开始不理解，不愿意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缴社保。那几年我们一边推进公司化改革，一边一家家上门做工作，有的老人干脆由公司先帮他们垫上，等慢慢理解了再补上。等到大家真的开始领退休金尝到甜头，才进一步有了“城市人”的感觉了。

三、造血与生长：发展路径上的自主突围

城市化改造、成立股份公司以后，上步打破了原村委政企合一的旧体制，建立起新的企业机制。产权关系被重新厘清：集体享有所有权，个人享有分配权，企业享有经营权，公司以法人身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面对这种全新的运作模式，新一届董事会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路该怎么走，经营模式该怎么定。

我们从最基础的事做起。1992年起，陆续建设了十幢商住楼，后又与其他单位合作建了三幢高层，租金成为主要收入。与此同时，逐步外迁原有的“三来一补”企业，腾地发展第三产业，物业经营成为主业。1996年上城物业公司正式挂牌，1999年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成为深圳首批标准化管理的本地物业企业之一。

体制转轨期间，董事会从一开始就坚持依法运作、依法纳税，明确纯企业化发展方向。1993年，公司将五个经济发展部改为五个分公司，进一步激发了经营活力。

我们也把握住了社会投资热潮。1992年起投资城市信用社，以发起人身份投资参股深圳商业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后又成了深圳农商行的重要股东。所有投资坚持集体决策、严格把关，宁可保守也不出问题。

这期间，市里、区里、街道干部频繁下基层指导，从土地划分、股份确定，到政策适用，每一步都在福田整体环境的支持下稳步推进。很多支持不声不响，但像春雨一样，润物无声。

公司制度建设也同步推进。1994年《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出台后，我们第一时间修订公司章程，成立上步村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明确集体股代表机构。

1995年，公司设立监事会，到1996年，又进行了规范化管理和企业改制，全面对照现代企业制度，重新梳理完善公司章程，逐步形成了以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监事会为主体的公司治理架构，基本实现了按照股份公司条例运作。

从“村”到“居”，从“人管人”到“制度管公司”，上步的这场转型，经历了很多年的摸索、调整，才真正站稳。也正是因为起步早、闯过弯路，上步走出了股份合作公司中稳健、扎实的一条路。

四、与福田一起：在变革中续写成长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现实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近年来，股份公司普遍面临经营模式单一、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靠资源吃租金的老办法，已经难以支撑长远发展。城中村与周边经济体之间的落差也越来越明显，大家都意识到，不能停留在过去，必须主动谋求新的发展方向。

这些年，公司也在不断探索，比如引入专业团队管理资产，优化楼宇招商结构，拓展市场化服务和深港合作空间，努力让集体资产真正“动”起来。如今，公司中坚力量已有不少90后，受过高等教育，也有海外经历，理念更新，管理也逐步与市场接轨，这是我们最欣慰的变化。

我们越来越明白，股份公司的生命力，不在于守着资源，而在于机制创新、转型升级和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公司存在的意义，也不仅是分红，而是更好地服务社区、融入城市、带动片区共赢。

基层股份公司是还在不断生长的城市“细胞”。今天，福田正以新的步伐向前走，福田的精神就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未来路上，我们也希望上步能继续保持“先行一步”的劲头，与福田一起，走向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