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安口述史（第二季）| 刘松暖：宝安县率全国之先 开启公卫体制改革

/ 口述时间 /

2024年5月15日

/ 口述地点 /

深圳市宝安日报社

/ 本期采写 /

罗裕昭

/ 本期摄影 /

李楚玲 陈文韬 李秉蓉

刘松暖，1945年生，广东东莞人。1964年从广东惠阳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河源县工作，先后在基层卫生院任医生，县卫生局担任干事、股长。1982年调到宝安县卫生局工作，先后任县卫生局业务股长、副局长兼防疫站站长、卫生局局长。1992年，宝安县撤县建区后任宝安区卫生局局长。2001年任宝安区政府助理巡视员。2005年光荣退休。退休后曾担任宝安区慈善会常务理事、宝安区老年书画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我来到宝安已经40多年，退休之后也仍居住于此，这里曾经是我干事创业的热土，如今也是我安享晚年的乐土。

现在我虽已年逾八旬，但仍心系宝安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每当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卫健系统的新闻，我都会特别关注，内心也不禁泛起一丝自豪之情，因为当初的我，也为宝安卫生健康事业拼尽全力。

一场现场会点燃星火：从“一张白纸”到特区医疗样板

1982年，我37岁，正值壮年时期，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经济特区即将迎来它的第三个年头。当一纸调令突然降临，告知我将要前往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土地——宝安工作时，我是有点徘徊不定的。在河源工作的17年里，我积累了丰富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心中是非常不舍的，但同时我也深知，科班出身的我，或许正是组织眼中向深圳输送干部的理想人选。

于是，我内心虽感意外，却也迅速调整心态，收拾行囊，满怀激情地踏上了前往深圳的旅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使命，决心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初到宝安，眼前的景象让我深感震撼。出了南头关，尽收眼底的是绿色的水田和甘蔗林，这里空白得像一张白纸，甚至还有许多历史遗留的穷账、旧账。这里与我之前工作的河源县截然不同，不仅没有像样的办公地点，县级医疗机构更是空白一片，医疗条件甚至比内地许多地方更差。然而，正是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斗志与激情。我意识到，这里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希望。

1982年的宝安县，刚恢复建制，贫穷而落后，百废待兴，卫生设施非常简陋，卫生资源严重不足，传染病、地方病流行，全县16个乡镇卫生院（原公社卫生院）病床不足300张，卫生技术人员只有400余人，群众就医用药困难重重。我们的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仅仅是在市卫生局拨出的两间办公室里，十一个人挤在一起工作。

尽管硬件条件艰苦，但这里的人们却充满了干劲和热情。大家思想单纯，一心扑在工作上，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让我深受感染。

现实情况是，1982年，全县医疗机构共154间，其中卫生院16间，国营农场职工医院1间，卫生站（所）137间（大部分属村卫生站）。每个卫生院只有十张八张床，相对比较大的三个卫生院是：布吉、沙井、龙岗卫生院，能有二三十张床，没有县一级医疗机构：医院、保健站、防疫站等等。当时在宝安的农村里，村民们看病都要找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在那个年代是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卫生健康保障。当时的赤脚医生头顶草帽，身背药箱，走在田间地头，给缺医少药的农民防病治病。我十分敬佩他们，也更加坚定了要在这片土地上开辟出新的战场，就必须从整顿现有医疗机构入手，提升管理水平，充实技术力量。

1982年，深圳特区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宝安作为深圳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着诸多挑战。基层卫生院条件简陋、管理混乱、技术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当地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上级组织决定派遣我和另外三名具有丰富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干部前往坪山（当时属于宝安县），对基层卫生院进行整顿和改革。

我们对当地的基层卫生院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发现卫生院存在诸多问题，如医疗设施落后、人员服务意识淡薄、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整顿方案。整顿行动首先从医疗制度入手，建立健全了各项医疗规章制度，明确了医护人员的职责和权利。同时，加强了医疗质量的监管和评估，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此外，还注重提升医护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为了改善患者的就医环境，整顿行动还投入资金对卫生院的医疗设施进行了更新和改造。同时，积极引进优秀的医疗技术人才，充实卫生院的医疗队伍。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会等方式，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为了推广整顿成果和经验，我们在坪山召开了现场会。会上，我们详细介绍了整顿工作的过程和成效，并邀请其他地区的卫生院前来参观学习。通过现场交流和经验分享，促进了全区乃至全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可以这么说，1982年深入坪山整顿基层卫生院的行动是深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改善了当地群众的就医条件和服务质量，还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自行车后座的药箱：见证追着霍乱跑的日与夜

1984年，我开始肩负宝安县卫生局副局长的重任，并兼任县卫生防疫站的站长。这双重身份，尤其是防疫站站长的职务，成为我在卫生战线一线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回望当时，宝安县的防疫环境之复杂，实属难以想象。

刘松暖（左一）参加广东省卫生局长会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宝安的社会经济如火如荼地发展，吸引了一批建设大军涌入这片热土。从1981年的全县总人口23.5万人，到1985年激增至41万人，再到1990年突破百万大关，人口的急剧增长给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压力，生活和生产环境也因此变得恶劣，各种疾病和传染病频发。

1983年，我作为重建后的县卫生防疫站第一任站长，站里仅有5名成员，我们挤在西乡卫生院的一隅办公。直到1986年2月，县防疫站办公大楼正式启用，我们的工作环境才有了显著改善。但即便如此，面对的挑战依旧艰巨。当时，疟疾和霍乱是最为严重的传染病。每年疟疾发病人数高达8000至10000人；而霍乱，这个被冠以“二号病”的甲类传染病，通过蚊虫叮咬、水源和饮食等途径迅速传播，一旦爆发，就需封院管理。记得有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能遇到多达10例的新增病例，防疫形势异常严峻。

那些年，我和我的同事，包括洪旺全、刘景荣、林展超等，几乎将办公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和农舍渔家。我们骑着自行车，背着沉重的油印医疗卫生科普宣传单和药品，深入宝安最偏远的角落。我亲自给民工们上卫生科普课，传授农村防疫知识，鼓励他们购买蚊帐以预防蚊虫叮咬引起的传染病。有时，为了将预防药物如扑氨奎宁、乙胺嘧啶以及特制的防蚊虫药水发放到每个人手中，我不得不借宿在偏远的民居。每次骑车返回，双腿总是沾满了泥巴，布满了蚊虫叮咬的痕迹。

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由于当时医疗物资匮乏，许多家庭只能依赖从香港带回的简单常用药品。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防疫工作的艰辛与不易。但正是凭借着我们团队的不懈努力和一系列预防措施的实施，这些流行病最终在上世纪末得到了有效控制。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紧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宝安的经济建设迎来了第二个蓬勃发展的高峰期，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如潮水般涌入。然而在这一繁荣景象背后，公共卫生领域却遭遇了严峻挑战。1992年，宝安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霍乱疫情，病例数高达110例，发病率攀升至16.45/10万，这一数字触目惊心。

作为亲历者，我深感当时公共卫生预防体系的脆弱与不足，技术水平滞后、人员配置短缺、设备设施简陋等问题一一浮现，凸显出体系构建不完善的严重后果。面对外来人口大规模涌入带来的卫生环境恶化风险，我深刻意识到，唯有强化公共卫生体系，方能有效应对。

刘松暖（右二）见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预防保健所正式启用。

在资源有限、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我们创新思路，决定将部分管理权限下放至乡镇一级，旨在激发基层活力，形成上下联动的防疫网络。1993年，宝安区卫生局对镇级防保所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一举措在广东省内尚属首创。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全区各个镇均成功设立了预防保健所，它们在卫生局的统一指导下，保持相对独立运作，有效提升了防疫工作的灵活性和效率。

随着改革的深入，镇级预防保健队伍迅速壮大，从1993年的49人增长至1996年的247人，为防疫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预防保健所聚焦于卫生监督和疾病控制两大核心任务，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疫情隔离、报告及处置机制，确保大多数疫情能够在最基层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

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卫生监督体系因体制变革而焕发生机，监督队伍不断壮大，监督、监测工作的覆盖面持续扩大，并逐步向专业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迈进。这一系列变革不仅有力保障了宝安人民的健康安全，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防疫经验。

100万启动资金：印刷厂托举下筹建第一家医院

自1984年以来，我深切地感受到并参与了宝安县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此期间，我们共同努力，新建了多家医院，并积极构建三级医疗预防网络，显著提升了辖区医疗机构的综合服务水平。医院的建设资金主要源自政府的投入、华侨及香港同胞的慷慨捐赠，以及乡镇的积极集资，这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宝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宝安县人民医院（今宝安区人民医院）、宝安妇幼保健院、宝安中医院、西乡人民医院等重要医疗机构相继落成，它们如同坚实的基石，奠定了宝安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随后，宝安的面貌日新月异，道路拓宽、桥梁架设、高楼林立，展现出了一派热火朝天的大建设景象。与此同时，医疗网点迅速扩展，医疗设施不断更新换代，向更加现代化、人性化的方向迈进。

然而，在筹建医院的初期阶段，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困难。在缺乏中央财政补助的背景下，我们需克服重重障碍，全力筹措资金，用于购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吸引和培养优秀的医护人才。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面对人口快速增长的现实，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依然突出，难以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春节过后，我有幸参与了宝安县人民医院（即现今的宝安区人民医院）的筹建工作。当时，政府筹集了100万元资金，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以厂养医”的策略，将其中一半资金用于医院建设，另一半则投资于印刷厂，旨在通过工厂的运营收益来支持医院的日常运营与发展。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我们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创新思维与战略眼光，更为宝安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与奋斗，宝安中医院、西乡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与原有的医疗机构共同构成了今天宝安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框架。直至我退休之际，我仍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情感纽带，每当身体不适时，我都会前往那些自己曾亲手参与建设的医院接受治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对它们的信任与依赖，更是因为我始终心系着它们的成长与发展，希望能够以一名见证者与参与者的身份，为它们的持续改进与提升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刘松暖（中）参加宝安区首批卫生监督员宣誓仪式。

我在宝安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了二十年，让我深感自豪的是参与推动了以下这三件事情：一是构建并完善了宝安区的卫生体系，不仅推动了当地医疗事业的飞跃式发展，更引领宝安在广东乃至全国范围内率先迈入三级医疗保健制度的新纪元；二是主导建立了扎根基层的预防体系，对公共卫生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功设立了镇级预防保健所，实现了疾病预防控制的网络化、精细化，有效提升了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水平；三是在基层成功搭建起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普及了社区健康服务站，这一举措极大地健全了我们的健康服务网络，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最基层，确保每位居民都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健康服务，真正实现了健康服务的全民覆盖与普及。这三项工作，不仅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更是我对宝安这片土地及人民深情厚谊的见证。

 采访手记

心中始终装着群众

刘松暖是一位真正将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领路人。他深信，“好”是服务与技术并重，让每一位患者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便”则是构建无缝对接的就医网络，让就医之路不再遥远；“廉”则是让医疗回归本质，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

作为曾经的医疗管理者，刘松暖身体力行，推动服务优化与技术革新，确保每一份医疗资源都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他倡导的预防为主理念，为居民健康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同时，他力促中西医融合，让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并蓄，为群众提供更多元化的治疗选择。

在他的引领下，宝安区的医疗卫生体系日益完善，就医变得更为便捷，从城市到乡村，医疗服务触手可及。而他对于“廉”的追求，更是让医疗回归公益本质。

刘松暖的故事，是“好便廉”医疗愿景的生动诠释。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有真正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才能推动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让健康福祉惠及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