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查先生的故事丨人文天地·南海潮

2018年10月查良镛先生走了。我因为出差没法送行，我于一个会议致辞之前，在讲台上向西方恭正地鞠三个躬！

查先生的笔名金庸，是《明报月刊》（以下简称《明月》）创办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查先生虽然出售了明报企业，但他一直关注《明月》的成长，他所撰述的文章，绝大部分优先给《明月》披载。他在《群星灿烂月华明》为题的文章指出：“《明月》的作者几乎包括了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我接手《明月》后，敦请他当《明月》的顾问，以冀多聆听他的教益，他欣然接受。此后，《明月》的重大活动他都有出席，包括2001年《明月》合订本电子版面世的发行仪式，2006年40周年庆祝活动，他都亲自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我入《明月》之前，与查先生只是点头之交。1991年1月4日，查先生通过董桥兄打电话给我，相约见面。那次叙晤，查先生手写了聘书。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月》给我一点提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向他征询，除了之前他在《明月》发刊词揭橥的“独立、自由、宽容”办刊精神外，他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换言之，办《明月》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

查先生卖了《明报》，也曾想过另起炉灶，大展拳脚。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连载。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和管理出版社。

须知明报集团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他点名要我与他一起再创业，不禁受宠若惊。为此，我们曾有多次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聊天。我们各攥着一杯澄金色的威士忌，在馥郁酒香的氤氲中不经意地进入话题。于浮一大白后，平时拙于辞令的我们俩，无形中解除了拘牵，他操他的海宁普通话，我讲我的闽南国语，南腔北调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沟通无间，一旦话题敞开，天南地北，逸兴遄飞。

那时的《明月》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月》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的历史小说并没有写出来，对原来的宏图大计也意兴阑珊，我只能做一点文书工作，因给合约绾住，令我进退维谷。

后来张晓卿先生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待了一年后，1996年重返明报集团，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时期，《明月》的业务陷于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月》，我一时推搪不了，这样一兼就是13年，此后我专责《明月》的业务工作。

查先生“拼了命”办的《明月》，相信并没有带给他任何有形的财产。有的，也是文化的价值──无形的财产。到了今天，还有人质疑其存在的价值。但是查先生对它却情有独钟。当我返回《明月》当主编后，他晚年所撰写的文章，大都在《明月》发表。

世纪之交，我参与策划了一次香港作家联会与北京大学举办的“2000年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查先生在北京研讨会一次活动的休憩缝隙里，蓦然讪讪地对我说：“潘先生，谢谢你替我做了许多事，你离开出版社的事，当时处理很不当，你受了委屈，为此，我表示歉意。”

与查先生相交多年，他虽然文采风流，却不擅辞令，以上迸出的几句话，相信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查先生主政明报集团，除了开会偶然讲话外，平时大都是用写字条的方式来传递他的指令。与他聊天，他用很浓重的海宁腔与你交谈，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领。

即使这样，查先生的明报企业王国，却是管理有度、应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则。他深谙用人唯贤、人尽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让其发挥，一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集团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识之士。

集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业家于一身的查先生，相信在海内外都是空前的，在这个商品味愈来愈浓重的社会，恐怕也很可能是绝后的。

查先生以金庸笔名创作了十五部武侠小说，并被翻译多种外文，读者以亿万计，“遍及全球，也因此让先生的崇高精神得以流传千古”。“金庸先生仙逝，留给后世一笔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

编辑 白珊珊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李璐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