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 [美]艾朗诺 著 赵惠俊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8月版
在中国历史上,“苏轼”无疑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他的立朝大节、文学创作、身处逆境的旷达性格——乃至诸多真伪难辨的轶事,都成为当时和后世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国内、国外汉学界,关于苏轼的研究专著、论文、传记资料等皆数见不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苏如海”。这本由艾朗诺(Ronald Egan)著、赵惠俊译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便是“海”中的一股浪潮。
本书著于上世纪90年代,此时欧美学界深受结构主义、新批评等思潮影响,学者多从文本本身——而非作者的生活环境等外部因素入手进行文学研究。本书的不同之处就恰恰在于,作者极为重视苏轼所处的历史环境,结合史书、笔记材料、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尽量详细地表现出当时的政治氛围和人际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苏轼的“言象行”,从而把苏轼放在具体时空中,使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能更加真切地为读者所感。
“言”(Word)、“象”(Image)、“行”(Deed)三个词语的前后排列其实意味着一种递进关系:从苏轼留下的言语概括出他在不同文体中呈现出的面相,再客观评价其行为、功业。作者之所以用“言”(Word),恐怕也是由于苏轼传世作品的体裁多样性,有的未必能被现代意义的“文学”包括在内。这是我们了解、评价一位历史人物的合理进路。
全书共十章,以“主题化”与“线性化”相结合的叙述思路展开,将苏轼的相关思想、创作和行为尽可能地还原到对应的人生阶段。
像第一章既梳理了苏轼早年应举、考制科的经历,也提出了他在贤良进卷中的重要思想——礼本于人情,这也是他为政的核心理念之一。第二、三章在变法的大背景下讨论了苏轼对新党、新法的态度,他不仅在奏论、诗歌中明确反对新法,也“参与进哲学领域的新旧论争之中”。有的思想固然可追溯到贤良进卷时期,但前者更多停留在治国理政方面,后者则更具形而上的思索。
第四章是北宋元祐时期的党争,结合苏轼在元祐年间的在朝和外任,叙述了他与司马光、二程的政见和学术分歧。第五章是苏轼外任、贬谪期间在地方政务上的表现。作者提到,苏轼不像传统士大夫只在“达”时热心地方事务,即便在黄州、惠州贬所,他也“积极广泛地投身于社会问题之中”,这是由于他秉持着“完全彻底的‘及物’观念”。
而由苏轼在黄州时敦促朱寿昌遏制杀婴恶俗的书信,作者引出了第六章,从而完整地剖析苏轼的思想。第七、八章分别介绍了苏轼非贬谪期和贬谪期间的诗作,第九章是苏轼在书法、绘画方面的主张和实践,第十章则介绍了苏轼在词体中相对直接的情感表达和对宋词革新的贡献。
在接受采访时作者曾提到,写诗词的几章是较有心得之处,它们也为笔者提供了审视苏轼作品的新视角。比如第七章提到,苏轼诗中的戏谑自嘲、通过不同角度观察自然景物和社会现象,以及从时间维度上展开的对人类感官认识之局限性的思考,都与他的“不执”思想有关。唯有不执着于个体的主观经验,才能产生时空相对性的思考,体会到“人类感官所生之虚妄”。这就将苏轼的诗歌重要的表达方式、艺术特色与内在思想联系了起来,并以一条主线贯穿起若干零散的“珠”,为我们在多变的苏诗中寻求“不变”提供了指引。
再如第十章在论述苏轼革新词体的原因时,提到词是乌台诗案诉状中唯独未出现的文体,苏轼在黄州时期更容易从事词体而非诗歌创作,“看上去似乎就是因为他觉得词的政治风险隐患要比诗低得多”。这就从文体与政治语境互动的角度,为我们解释苏轼在黄州时期大量作词、并由此带来的词体革新提供了一个现实层面的可能解释。本章虽以“东坡词里的自我抒情”为题,却也关注到一些“非抒情”层面的新变,比如苏轼在小令中多以日常化的户外场景构建文本,改变了此前主要描绘室内场景以及“高度精致化与文雅化”场所的书写传统,使词“从常见的文本空间里向外迈进了一大步”。这就提醒我们更加关注苏词在表现对象、应用场景等方面的革新意义,不只把眼光放在抒情主体的个人化层面。
最后要提到译者在原书正式名称前所加的“散为百东坡”,这是苏轼《泛颍》诗中的一句,著者在引言的一开始也叙述了这个掌故。“百东坡”其实既可以指经由不同文体的文字呈现出的苏轼的不同面相,也可以理解为后人眼中苏轼的形象差异(正如结语部分提到的,距离苏轼较近的人对他的评价与南宋朱熹的评价已然不同,明清二代将之视为“纯文人”,亦区别于前代),更可以理解为每个读者眼中对自己具有独特意义的苏轼。它的比喻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透过原书,道出读者在面对苏轼时的一种心理感受。确如王水照先生所言,东坡是“说不全、说不完、说不尽”的,而艾朗诺先生爬梳史料和各体文字的叙述方式,无疑是一种全面性、本源性的言说方式,试图拨开后人加诸苏轼身上的印象,找寻一个属于原本历史语境的苏轼。
编辑 刘彦 审读 张雪松 二审 李璐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