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商的书船业

张 麒

湖商，最早起源于宋代，经过明清至民国时期，是浙江商人中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活跃于上海滩和苏杭，与甬商（宁波帮）共同成为近现代浙商之滥觞。在中国商业史上，它是继“徽商”和“晋商”之后，与“潮商”（包括“粤商”）和“甬商”同时出现的新兴商人。

唐末宋初，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显重要，湖商就崛起于此时，且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这里人依水而居，城傍水而建，他们经营蚕桑、丝绸，世世代代打造了“湖丝遍天下”的传奇。水的性格特点深深地融入了湖商的社会生活之中，他们靠水发财，依托水的资源和灵气，生存了一代又一代。水，哺育了湖州人，成就了特有的湖商文化，可以说，是文化的昌盛为湖州的商潮推波助澜，文化的兴盛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湖商中的儒士们数不胜数，他们中的大多数因仕途艰难囿于寒窗苦读的窘境，为生存所需而投身于经商，因为他们是饱读诗书的人，很自然就做起来与书有关的雕版印书的行当，他们起初“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如茅氏、凌氏、闵氏、臧氏等都办坊刻印书籍。但当这一雅举渐渐被赋予商业理念，雕版印书业便挤入了明代乃至清代的经济领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商业门类。如大名鼎鼎的凌蒙初，先后数次科考只中副榜的他，在经商理念驱动下暂时压抑科举、入仕念头，走上了刻书鬻书的经商之路。大多数书生为生存所迫而投身于商界，于是千千万万个书商就这样形成了。在明代，湖商经营雕版印刻书籍与贩书在中国商业经济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资料显示：明亡前的20多年中，当地雕版的套印本就有117部145种，这些刊刻的善本秘籍，尤其是多色套版印刷堪称国之精粹，代表了中国十七世纪印刷技术和书刊流行的新水平。

湖商刻刊书籍，都有大大小小的作坊，且雇工很多，为书商们带来了丰厚利润。湖商刊刻业的兴起带动了一种全新的行业——书船贩书业。书商们载书于船，浮家泛宅，南至杭州，东抵松江，北达镇江，出入于士大夫门第。所到之处深得主人礼遇，叨陪末座，被尊为“书客”。这些书客的卖书可不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而是展开现代意义上的营销，他们把书船开成水上流动书店，专门送书上门，大受欢迎。

藏书的世代相传是湖州的习俗和风尚，湖商得以兴盛，依赖的正是这种家家藏书、户户诵读的文化土壤。明代的湖州除了丝绸业兴盛外，经营雕版印书业与贩书业是一大特色。这一方面是文人珍书、藏书的延续，更主要的是明中叶后渐渐兴起的经商风气影响。作为刻、贩书业的中心一一湖州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为恒产”，即使穷困的寒士，也“每以馆谷（任教为生）终其身，故夜半书声不绝。”但当儒士们逐渐认同了经商意识以后，晟舍镇的网、凌二家涌现了大批刻书商人，这使他们的套版刻书业至明万历后趋于繁荣，伴随着刻书业而兴起的书船贩书业如火如荼。据清代戴璐《吴兴诗话》及别的笔记小说提到，明嘉靖、万历后随着书船版书业的兴旺，远至金陵（今南京）、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溪南吴季子”、“雪溪书船”等就是湖州书客和书船的响当当的名号。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就曾以“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的诗句尽述湖商书船贩书业的盛况。

湖商的书船业是湖商一绝，历经几个世纪而不衰，是中国商人经营文化，重视文化的铁证。现在的商人们像湖商那样如此痴情于文化典籍，从书中挣钱，热心于传播优良书刊的是越来越少了，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

见习编辑 王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