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中兴人 中兴的深圳事

在同事眼里，向际鹰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讨论起技术来非常较真，生活俭朴，甚至有时有一点不修边幅。

1999年，抱着发挥自己优势的期望，毕业后向际鹰来到深圳，并加入中兴。从进入公司起，向际鹰就一直不断学习，“我给自己定下目标，跟公司的专家讨论时，一周内要能听懂，两周内要能够提出想法。”从普通工程师到中兴首席科学家，向际鹰见证了中兴在通信设备领域从跟随、并跑到领先的蜕变。

3G时代，向际鹰和研发团队提出全IP无线通讯网的想法。在此基础上，中兴推出了全球首套全IP的核心网、控制器和基站。

2006年，向际鹰和同事们推动了软基站SDR的开发，当时，软基站在性能、成本方面风险很大，但中兴顶住压力，成为在软基站产品方面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

2010年前后，4G刚开始部署，向际鹰的团队已经在思考基站组网的问题。“传统的站间协同干扰消除方法，对传输要求太高，几乎无法实现。”后来，中兴通过技术创新，大幅放宽了传输要求，从而解决了站间协同问题。“研发必须超前，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向际鹰说。

2012年，智能手机开始普及，4G技术处于推广期，但向际鹰的团队已经在考虑5G的关键技术Massive MIMO。当时普遍认为，这项技术要等到5G修改了标准和终端之后才能实现。向际鹰和团队却发现可以在4G中不改变终端和标准就支持Massive MIMO的方法。

2014年，在荷兰5G World Summit上，向际鹰代表公司首次提出基于Massive MIMO的pre5G概念，在行业引起轰动。

在201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兴凭借Pre5G Massive MIMO摘得“最佳移动技术突破奖”和“CTO 选择奖”大奖，评选委员会给出“颠覆性创新”的高度评价。业内认为这是5G技术的率先实现，中兴也成为了“5G先锋”。

今年8月，深圳建成5G基站4.5万个，成为全国首个5G独立组网全覆盖的城市，其中中兴承担了相当份额的建设。

回顾自己的工作所获得的成就，向际鹰依然没有松懈，“要在理论和产品结合的方面作出持续的创新，用技术说话。”

结束了一天的在线会议，张健鹏依然神采奕奕。疫情之前，张健鹏每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大洲奔波，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短暂停留后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样的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是常态。

2001年，张健鹏大学毕业进入中兴通讯，三年后，被选拔奔赴国际市场。这一年，中兴成为内地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产品进入俄罗斯、罗马尼亚、挪威、希腊等多个国家。

从通讯技术工程师到大型项目的负责人，二十年来，张健鹏的足迹遍及六大洲一百多个国家。他记得刚出国那会，在缅甸，一张电话卡要卖到两万多元。当时缅甸的电信业发展缓慢，移动通信的普及率非常低。借着市场开放的契机，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进入缅甸，如今缅甸的手机普及率达到100%，电话卡的售价已经降到几块钱。

目前中兴通讯产品已经服务近一半缅甸市场，建立了当地的客户服务中心、培训中心、物流仓库和备件基地，工作人员突破600人。通过改变当地落后的通讯状态，中兴通讯架起人与人沟通的桥梁，改变人们的生活，极大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

2013年，张健鹏负责马来西亚第一大运营商的全网替换项目，要求短期内完成几千个站点的切割，并通过验收，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工程团队联合产研团队展开攻关行动，集中力量攻克和解决技术问题，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网络品质有了大幅的提升。项目组不舍昼夜的工作精神和高效的优化成果也赢得客户的尊重。

从依靠性价比到凭借技术领先优势，从相对粗放变成聚焦价值市场，中兴的海外事业拓展如登山一般，过程历经艰辛，但从未止步。张健鹏感触最深的还是中兴在海外境遇的变化，从早期的“不受待见”，到成为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兴人披荆斩棘，让中兴的产品进入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20亿用户，也大大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张健鹏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赶上通讯大发展黄金期和深圳特区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期，20年来的努力，无愧时代赋予的责任和担当。

他说：“路虽长，行则将至；山虽高，攀则必达。期待深圳的未来更美好。”

工作从研发、营销到产品战略规划，爱好从足球、旅行到撸猫，崔丽对自己的人生从不设限。

2001年，崔丽从中兴通讯南京研究所调动至深圳。深圳的飞速变化开始不断刷新着她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从电子加工逐渐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高效运行的民生服务体系；越来越多优秀人才和企业落地深圳，与城市一起快速成长。

“深圳，始终年轻、独立且平等，不断自我进化，不断创造历史。”崔丽越来越觉得这座城市跟自己很合拍。

在中兴，崔丽最开始从事网管软件开发，入职三个月就独自一人搭建路由器、服务器，对数据库环境进行产品测试。半年多后她被调入营销部，第一个工作是计费项目，当时做网管软件的她对计费几乎没有概念，抱着砖头厚的电总规范看了三天，每天基本是白天跟客户一起讨论需求，晚上跟公司里的总工和团队更改设计到凌晨，两个月之后，她签下了公司第一个电信级计费合同。一年多后，她调动至CDMA，仅用半年的时间成为技术营销的骨干，并在此后的联通二期CDMA招标，带领团队交出市场份额翻倍的亮眼成绩。

此后，崔丽受命筹建商务技术部，担纲公司两千万美金以上海外项目的综合技术和商务，几乎从零开始组建团队，摸索方向自成体系。

“中兴有很多牛人，跟他们相比我根本不算什么。”崔丽认为，不设限的另一面是持续学习和自我进化。“我很喜欢跟外部交流，无论客户、媒体、资本方还是行业分析师，都能获得更多信息，学到更多视角和思维方式。”

同事眼中的胡继东是极富感染力的“数字化布道师”，讲课幽默风趣，谈起数字化的时候目光坚定，娓娓道来。

2004年，胡继东加入中兴通讯，从测试部到IT部，再到负责公司整体数字化转型的DT产品线，他见证了中兴数字化能力的转变。

2020年，疫情突然来袭，如何确保世界各地中兴人在线办公的顺畅，成为胡继东的头等大事，这也是中兴数字化转型战略实施后的全面大考。

“疫情期间，中兴通讯的自研产品都短时间内承载了数倍于常的业务量。”经过十多个通宵的努力，自研产品运行稳定、体验流畅，全面支撑了全员远程在家。”顺利通过考验，让胡继东松了一口气。

然而，相比“打造极致的云公司”这一数字化转型的愿景，这场大考仅是很小一部分工作。早在大数据时代刚刚来临时，企业已经将“数字化转型”提上日程，胡继东坦言,“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高投入、缓产出的工作，类似于旧城改造，既要升级整个企业的技术架构，还不能影响现有的业务运作和体验，过程中会遇到诸多技术问题。”

繁琐的汇报审批流程如何简化？不同团队的数据如何互通？长时间出差的员工如何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高效办公？当看似简洁的目标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困难呈指数上升。

“让用户一分钟内学会一个小功能点，屏幕最多点4下就结束任务。”就这样，无数纷繁复杂的需求被拆分为一个个小目标，逐一击破，发现问题，快速迭代。

“中兴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就是升级公司的基础设施。能否成功，将影响公司未来十年的发展。”这成为胡继东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死磕”的原动力。

目前，中兴通讯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单兵作战武器iCenter的全面应用，为内外部用户提供了一站式的数字化作业平台。胡继东和他的团队正在通过大数据和AI技术，在各方面减少重复的人工作业，让企业运营迈向智能化。

与深圳同龄的胡继东像深圳一样，充满朝气与活力，对未来满怀信心。在数字化、5G、新基建的技术浪潮中，他和他的数字化团队在深圳这片热土上，为中兴通讯的发展贡献青春，为深圳的发展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