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1918－1991），名起然，字玉刚，浙江宁波人。北宋名臣包拯第二十九代裔孙。父亲包兆龙在汉口、上海经营布鞋、造纸厂。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宁波帮。包玉刚家所在的村落离海不远，他念念不忘那无边的大海和海上的商船。他上学时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去看船，在这里，他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

晚年包玉刚（《明报周刊》照片）

十三岁那年，父亲送包玉刚到上海求学，入上海中兴学堂。一九三三年，小学毕业，奉父命至宁波、昆明学做生意，后前往上海，随父经商。另有一说，他进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前身）学起了船舶。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军兴，冬，随父前往汉口。一九四〇年，任职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从事信托、购料、易货、储蓄、保险等业务。同年回乡与黄秀英结婚。后调任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

一九四四年八月，衡阳失守，转往重庆，任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副经理。一九四五年秋，改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主管放贷部门。一九四六年任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一九四八年，辞去上海银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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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春，挈眷至香港，在港岛西摩道赁屋而居。冬，与人合资开设华人行，经营进口贸易，向内地输入钢材、棉花、药品等紧缺物资。

年轻时的包玉刚

一九五五年秋，包玉刚终于说服父兄，以家族之七十多万美元，专程到英国买回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二十八年，排水量也只有八千二百吨。虽然这艘船很破，包玉刚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取名叫“金安号”，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公司”，并与日本东京的一家航运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采取长期出租的方式。这艘船是他航运事业的起步。

他自言当年选择从事船务的原因有二：“第一，在从事贸易来说，我并不能与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如‘怡和公司’等竞争；第二，如果从事银行业务，就根本不能与‘汇丰银行’相碰，而船务则是一项有着活动资产的国际性生意──我由上海到香港，手头上的钱也不多。我对船务有兴趣，因为我以为世界工业的扩展一定需要轮船，所以我开始从事船业。”

在之前，包玉刚对航海、轮船一窍不通，但他勤奋好学。他派人到伦敦搜购了许多租船业务、海运经营的基本知识书籍，以及一大堆有关轮船的手册埋首钻研。曾在银行做事的经验让包玉刚明白，资金对一家企业的重要性，要使自己的航运事业迅速发展，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得到银行的支持。于是包玉刚找到了早年搞进出口贸易时结交的朋友——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众所周知，香港英资汇丰银行是香港金融界的巨头，是一百年来香港资金最雄厚的银行。一九五六年，包玉刚以船只做抵押，得到桑达士的同意，取得了一小笔贷款，购买第二艘货轮“金碧号”，这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开始。在后来的无数次借贷合作中，他以诚信为本，取得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事业的发展有了雄厚的资金来源。同年不断用同样方法购船，成为拥有七艘船之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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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包玉刚又向汇丰银行借款七十七万港元，为名下环球航运公司购入一艘全新之七千二百吨新船，汇丰银行对包玉刚信任有加，贷款之多出人意表。

一九六四年，他还与汇丰银行合组“巴哈马世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占三分之一股权，此举更使得包玉刚具有雄厚资金扩展船队。

包玉刚夫妇和四个女儿

一九七〇年，包玉刚再度与汇丰银行合作，合组“环球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汇丰银行投资百分之四十五，以“W”为标志之“环球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香港为总部，并在百慕大、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里约热内卢等地设有十几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旗下船队与“日本航运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蚬壳石油公司”等大企业订有长期租船合约。包玉刚的经营手法是先向租户商妥长期租约（五年、七年甚至十年），然后立即订造新船，新船下水后按月收取可观租金，以租金支付经营费及银行借款、利息，扣除船只之折旧后即为纯利，此种稳扎稳打之“保守”经营方式，不受航运业兴衰之影响。

有了雄厚的资金来源，有了良好的经营方式，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一九七四年春，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欧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在美国曾拜访了包玉刚，风趣地对他说：“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欧纳西斯提出联营建议，但被包玉刚婉拒，事隔多年，包玉刚才对记者说：“那时候，欧纳西斯精神很颓丧，他告诉我，他的儿子已在空难中死去，而他的女儿将要接管他的生意。他要我与他联营，或者为他打理船务，总之是在生意上拉上关系。但我实在很难开口说话。我对欧纳西斯父女说，对于两位船东来讲，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大家又不大相熟。我不能够与他联营，因此，我便很客气地说我会考虑一下——我当年没有对人透露这次会晤的内容，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令欧氏难受。”

邓小平与包玉刚

一九七五年，“环球航业集团”属下的运油船、干货船数达八十四艘，总吨位达一千三百三十万吨，包玉刚赢得“东方欧纳西斯”之誉。一九七七年，包玉刚被列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玉刚（右）和其父亲包兆龙（中）一行。

一九七八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稳坐世界七大船王第一把交椅，他的集团也成为香港十大财团之一。

至一九八一年底，包玉刚拥有船只二百一十艘，总载重吨位二千一百万吨，睥睨群雄。美国《财富》和《新闻周刊》两杂志把他称为“海上的统治者”和“海上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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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上，包玉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他并不满足，上世纪七〇年代，他决定逐步把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他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九龙仓”之战。

一九七六年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以“海之王”（King of the Sea）为标题介绍了包玉刚的故事。

在当时，“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在李嘉诚的帮助下，包玉刚暗中购入了大量“九龙仓”股票。一九八〇年4月，包玉刚属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宣布，已控制了约30％的“九龙仓”股票。而怡和财团属下的另一个主力置地公司手中才有约20％的“九龙仓”股票，形势对怡和财团明显不利。为了保住“九龙仓”，置地公司气势汹汹地调动了大批资金，以一百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想把包玉刚从“九龙仓”中挤出去。包玉刚面对强敌，沉着应战，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二十一亿元现款，只花了两个小时，便使“九龙仓”股份增加到49％，彻底控制了这家企业。一向看不起华人资本的置地公司，不仅没有争得“九龙仓”，还伤了自己的元气。

这场商战轰动了整个香港，大长了华人志气，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了二十一亿的事情，也成为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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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环球集团总部包玉刚的会客室，墙上主人与各国政要会见的大幅照片分外瞩目。在这些照片中，包玉刚和邓小平的合影不但排在第一，而且是最高的位置，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包玉刚心目中的地位。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快步迎向包兆龙、包玉刚父子，笑容满面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虽是初次见面，他们却立刻像老朋友似地叙谈起来。他们互相问候，还序了年龄。包兆龙八十六岁居长，邓小平那年七十七岁，包玉刚六十三岁。对包玉刚来说，这第一次会面就令他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人格魅力，感受到了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雄才大略和务实作风，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

从此，邓、包就常常见面了，有时甚至一年数次，有时是两家人亲如一家的欢聚——他们的关系从个人的友谊发展成了通家之好。

一九八二年二月，包玉刚率领“国际独立油轮船东盟会访华团”来到北京。邓小平在中南海单独会见包玉刚时，告之中国将于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约期满时收回香港主权之决定，令包玉刚得知“一国两制”之构思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还早了七个月。

包玉刚（右）一九八三年在美国总统里根（中）的陪同下，在宴会上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左）握手。

包玉刚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为此经常奔走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频接触联络。特别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发生诸多争执时，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包玉刚，起到了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对此，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邬维庸说：“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的作用往往超过十几个人的意见。”

同年（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与中方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事先包玉刚应邀北上，协助安排英相访华事宜，并在中、英举行高峰会议时担任顾问。二十五日，包玉刚邀请撒切尔夫人前往上海江南造船厂，主持旗下新船下水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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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十月，已离开故乡多年的包玉刚怀着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回到宁波访问。这次回乡之旅，他参观了江南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明世宗嘉靖时范钦藏书阁名）。这一天，“天一阁”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员听说来访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刚，特意将“天一阁”珍藏的三部包氏族谱《甬东包氏宗谱》《镇海东管包氏宗谱》《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捧出给他看。这套线装古本的包氏族谱记录了包家绵延繁衍的根系。包玉刚当即查看知道他是镇海横河堰包氏的后人。当他意外发现自己是包拯的二十九代嫡孙，高兴得呼喊起来：“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会议室有一幅世界地图，他就是在这里指挥行驶全球逾两百艘船只。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包玉刚应邀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之《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二十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包玉刚，会见后午宴招待包氏及其家属。

一九八五年，包玉刚又以五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这使得包氏名下控制的公司总市值跃升至一百九十六亿二千万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百分之七点七七，高踞香港十大富豪第三位（十大排名是：李嘉诚、凯瑟克、包玉刚、嘉道理、史怀德、郭得胜、郑裕彤、李兆基、陈曾熙、邵逸夫）。

一九八六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家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9％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至此，包玉刚的海上王朝和陆地王国都达到了顶峰。他的财富也多得令人咋舌，有人说他曾经考虑买下一个国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由于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同年（一九八六年）九月，包玉刚辞去上市公司所有职务，宣布退休，将旗下庞大业务分别交由四位女婿掌管（按：包氏无子，只有四位女儿）。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包玉刚因哮喘病猝发，在港岛深水湾道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他的死去，引起了世界巨大轰动，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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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切成功人士一样，包玉刚之所以能够称王于海上，是因为他刻苦钻研、勤奋不已，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海运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千头万绪的航运经营知识。包玉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小心谨慎，做事有条不紊，有些人或许会认为这是最笨的办法，不合乎经商之道，与希腊及北欧航业大亨华而不实的做法全然背道而驰。七〇年代初期，当其他的航业大亨运一次油即赚进数百万美元，风头出尽受人嫉羡之时，包玉刚却与许多雇主订下长期包船合约，利润虽不很高但却稳固安全可靠，他埋首默默地发展业务扩充船队。

他常说：“我是银行家而非赌徒。”当中东石油禁运世界石油消费陡降，油轮随之过剩之时，他保守的营运方法获得了成功。

包玉刚全家福（《明报周刊》照片）

尽管他的活动那么繁忙，亲友们却惊讶地发现他非常轻松从容，从未有形色紧张的样子。“他具有超人的镇定力”，包玉刚的奥地利籍女婿苏海文（Helmut Sohmen），也是环球航运公司的副总经理说：“前五分钟他在思考个人的私事，后五分钟他会集中心思解决工程上的问题，再过五分钟他又想到复杂的保险合同。”

包玉刚自己也处处表现出对工作的狂热。“真够人兴奋，每天遭遇到的事各有不同；银行业务，租船，员工和顾客的接触，以及船务”，他爽朗地笑着，用夹着上海口音的英语说。

“事情越大，越复杂越好。”包氏本人被要求谈点成功之道时，他总是说他自己可能是有一种能耐，那就是一旦确定了可行的目标后，就全力以赴。他说：“有些人，如果陷入了麻烦，他们就说：‘唉！真遗憾，我办不到。’便放弃了。我不是那种人。例如在游泳的时候如果下起雨来，或刮起风来，有的人就说：‘算了吧。’我还是照游不误。我一旦认定那件事对我有利，我就去做它。”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