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拓荒岁月 躬行报业历程

插画：田威

现代“南泥湾”的拓荒者

我于1981年6月从湛江地委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的深圳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边陲农业县，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更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原来在蔡屋围农业生产大队旁边一个山坡上有一个很普通的院落，是宝安县委、政府（当时还叫“革命委员会”）机关，县改制市后，就变成了深圳市委、市政府机关。我们深圳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副部长和十几个干部，就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大热天连电风扇也没有。

1981年底，市委、市政府机关搬到上埗岭上新建的办公楼。党政机关都在这座还没有电梯更没有空调、高6层的大楼里。干部宿舍建在办公楼后面的通心岭上。最初只有5栋6层的水泥砖结构宿舍楼，一套房要住几个（户）干部。我从新园招待所入住通心岭宿舍时连床板也没有，只好向“老宝安”的同事借用。宿舍区还经常断电断水，周围的道路都是崎岖的沙土小路，几公里内没有市场。

我们住在通心岭宿舍区的机关干部都是从外地调来的，为解决吃菜难的问题，大家就利用早晚和节假日时间，到宿舍周围开荒种菜。因此，有人把通心岭称作现代“南泥湾”。

那时候，下午下了班，回家扛起锄头、挑起水桶就下地，见到的是许多市直机关的同事在忙碌。一眼望去，瓜黄菜绿，挑的挑，锄的锄，真有“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感觉。

是的，我们这些拓荒者坚信，在深圳经济特区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结出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

12年机关岁月，令人难忘

我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12年多，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令人感叹。有几件事情，更是令人难忘。

政府出钱收购蚊孽幼虫的“笑话”。1982年春节后，中央号召全国在3月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文明礼貌月”活动。深圳市委积极响应，还专门成立市委文明办，从宣传、文化、商业、卫生、公安等部门和警备区抽调10多名干部集中办公，抓好文明礼貌教育和治理“脏乱差”工作。我被任命为市文明办专职副主任。

很多人至今还记得40年前，深圳流传着“南头苍蝇、深圳蚊”的口头禅。

南头镇过去原是宝安县的老县城，解放初期，蛇口、福永、松岗及至东莞一带的渔民把南头镇当作最主要的水产集市，加上卫生设施和管理跟不上，导致南头的苍蝇特别多，老百姓叫苦不迭。

深圳原本只是宝安县城，周围除了农村就是水沟、稻田，蚊虫很多。城市建设刚全面铺开的时候，深圳变成一个大工地，很多地方淤积污水，成为蚊虫滋生地，春夏雨季，蚊子更是猖獗起来。老百姓晚上必须钻在蚊帐里才能睡觉。据说，一位北京来的领导到深圳特区考察，住在新园招待所，第二天早上对深圳市领导半开玩笑地说：“怎么还说深圳没有钱？昨晚在蚊帐外随便抓一把就‘上千元（蚊）’哩。” （粤语“元”与“蚊”谐音）

为此，市委决定“文明礼貌月”活动要从3月进行到4月，重点治脏，消灭蚊蝇。号令一出，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农村纷纷积极行动，打一场消灭蚊蝇的“人民战争”。

深圳市卫生防疫站提出了一个“釜底抽薪”消灭蚊子的建议：政府拿出点钱收购蚊孽幼虫以消灭蚊子滋生源。市爱卫办的负责同志说：“有的人用蚊帐布做一张小网，到积水塘里一天就能捞到好几斤去喂鸡、喂金鱼。”我和与会的人听了，无不瞠目结舌。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办法可行，并且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决定每斤蚊孽幼虫收购价格为8元人民币（当时普通职工工资每月只有几十元）。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后，市文明办很快就向全市发出“收购蚊孽幼虫”的通知，得到了许多市民的积极响应。也有许多外地人把它当笑话，说竟然有政府出钱收购蚊孽幼虫。

结果，不到10天时间，深圳市防疫站就收购到205斤蚊子幼虫，全部集中进行药杀。据统计，每斤蚊子幼虫大约33万条，205斤就是6765万条，如按当时全市30万人口计算，单这一项就为每一位市民消灭了220多只蚊子。当然，收购和消灭蚊子幼虫只是一方面，全民动员，不断清除江河、水渠、池塘的污染，市民们注重环境卫生，才是更重要的。80年代中后期，许多深圳居民区晚上已可以不挂蚊帐睡觉。

《世纪行》响遍神州

1990年，深圳市委宣传部在中宣部的支持下，主持摄制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我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积极参加《世纪行》的摄制工作，并担任总编辑。该片用改革开放观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以生动感人的解说词和画面、动听的音乐，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上，澄清当时国内外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误解。1990年5月，《世纪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试映，8月底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世纪行》又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地电视台反复播出，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欢迎。

1991年5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为《世纪行》题词：“人民创造历史的颂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明证”。李鹏、李先念、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也分别为《世纪行》题词，加以肯定和赞扬。

春天的故事至今传。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重要谈话。我作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欣然受命跟随小平同志并记录、整理他的谈话稿，圆满完成任务，得到组织肯定。当时，我作为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人，又是党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既深知小平同志谈话的重要意义，更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老人家的重要谈话精神宣传报道出去。

那一年的春天，在市委的领导下，我积极推动、参与组织《深圳特区报》和深圳电视台创作和发表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系列文章和节目。《深圳特区报》于2月中下旬连续发表“猴年新春八评”，3月26日发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4月，深圳电视台播出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这些宣传报道，轰动海内外，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2年1月，人民出版社为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出版了我的著作《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该书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海外大量发行。

躬行报业，从舢板到巨舰

1993年，我被市委调派到深圳特区报社任社长、总编辑。

诞生在深圳“南泥湾”通心岭的《深圳特区报》，草创时仅仅是两间铁皮房。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几乎倾巢而出，参加《深圳特区报》的试刊和创刊。为了办好市委机关报，市委、市政府勒紧裤腰带拨款建设了高9层的报社办公楼，购买了进口彩色印刷机。11年过去，经过几任深圳报人的努力，《深圳特区报》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经济实力却相对落后，面临许多困难：旧办公楼狭窄拥挤，已经用了10年的印刷机严重老化，干部职工福利待遇比较低，200多职工没有住房……

我经过深入调研，提出了“以报兴业，以业强报”的思路。一方面认真办好党报，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服务社会上贴近老百姓、贴近市场；一方面带领干部职工大胆改革，进行二次创业。积极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深圳特区报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决定，推进深圳特区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

由于改革，增强了干部职工的责任感，调动各种积极性，使党报越办越好，中央和省委、市委都满意，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大幅度增长；

由于改革，不但减轻深圳市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给政府缴纳大量税收，被市政府连年褒奖为“深圳市守法纳税大户”；

由于改革，报社不花政府一分钱，就解决了干部职工的住房、劳动保险等福利难题，还自筹资金建设了“5A级”现代化报业大厦、现代化印务大楼，购置先进印刷机和其他先进采编设备，创造了上百亿的国有资产。

1997年6月29日，由深圳特区报社自筹资金投资兴建的、象征新闻巨舰的深圳特区报业大厦落成，成为深圳市的地标性建筑，当时被誉为“中国报业第一楼”。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盛典上，载着深圳特区报业大厦模型的彩车，代表中国经济特区的城市形象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

1999年，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挂牌成立。1999年，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控股和全面经营《香港商报》。

深圳市审计局于2002年9月至10月，对吴松营自1993年8月至2002年6月担任深圳特区报社社长、法人代表期间的经济责任状况进行审计。结果（深审行征［2002］9号）清楚表明：截至2002年6月30日，深圳特区报社拥有资产总额13.7150亿元，比1993年（下同）增长760.53%，平均每年增长27%；净资产8.1179亿元，增长436.75%，年平均增长48.87%；实现净利润6.489亿元，上交政府各种税金4.7137亿元。

2002年9月30日，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和深圳商报社合并成立深圳报业集团。我被市委任命为深圳报业集团的社长、党组书记，带领一班人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合并过程中的各种人、财、物复杂问题。报业集团不但坚持了正确舆论导向，而且在发行、广告等经营管理方面取得良好成绩。广告收入和经济实力排名全国报业前列，真正从“舢板”变成了“巨舰”。

2005年，我从报业集团工作岗位上退休。至今，那10多年的报业改革航程，仍然历历在目。

（2020年8月）

编辑 李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