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杜文礼受邀出席在香港举办的国际治疗内镜大会。

上世纪70年代，杜文礼一家三口在“留医部”院内的宿舍楼门口留影。

改革开放前的“留医部”是怎样的？门诊部与“留医部”为什么距离隔那么远？日前，记者采访了1976年调入宝安县人民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的前身），后曾担任深圳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的杜文礼，听他讲述改革开放前的“留医部”故事。

为解决两地分居调入宝安县

“我是湖南常德人，1943年出生，1962年考入中山医学院，读6年制本科。1968年，我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黑龙江哈尔滨松江拖拉机厂职工医院。”杜文礼告诉记者，他在广州上大学时交了女朋友：“她是广州本地人，中山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的学生，196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宝安县西乡卫生院。随后她被调到宝安县人民医院工作。”

那时候，杜文礼与女友一南一北分居两地，只能依靠书信往来，寄托思念和关怀：“我每隔半个月左右写一封信给她，一方面询问她在这边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向她报告我在那边的情况。”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距离的考验，1972年领证结婚，很快女儿也出生了。

杜文礼回忆说，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他当时想了许多办法：“包括老家常德，我姐姐所在的山西太原，我都去询问过，可是他们都说没法一下子接收我们夫妻两人。”

这期间，他来过一次妻子工作的宝安县，对这里的人文环境印象不错：“这里地处边防前线，虽然县城不大，周围都是农村，但是因为与香港交界，所以经常有港客过来，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谈吐都跟内地人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风味，这在别的地方是体会不到的。比如，后来我在门诊时，前来看病的香港患者时不时会嘣出一个英文单词。”

1976年，在与妻子天各一方长达8年之后，他终于顺利调入宝安县人民医院，与妻子在同一个单位。“我能够成功调过来，非常感谢当时的宝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孙虹。当时，她听完我的情况之后，也没询问其他的事，就很爽快地答应说‘行！我们要你了，赶紧调过来吧’。”

杜文礼近照。 读特记者 罗俊杰/摄

门诊部与“留医部”相隔甚远

尽管时隔40多年，杜文礼对刚调入时人民医院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当时，医院分为‘留医部’和门诊部，‘留医部’在人民医院现在的位置，门诊部则是现在的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那时候还没有第二门诊部，我就在门诊部工作。”他回忆说，那时门诊部是一栋两层的“八”字楼，他们一家住在2楼的一个小房里，自己用布帘将其隔成两个小间。

为什么“留医部”和门诊部会隔得那么远呢？杜文礼告诉记者，当时“留医部”在宝安县城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方，荒山野岭，离县城深圳墟比较远。为了方便县城墟市里的居民，以及从罗湖口岸过来的香港同胞就医，必须把门诊部设在深圳墟周边。因此，人民医院的门诊部和“留医部”就只能“遥遥想望”了。

“我们经常要从门诊部回‘留医部’开会，一般安排在晚上。那时候，交通不便，从门诊部到‘留医部’走的是一条小土路，沿途经过东门老街、宝安县汽车站和一个酱料厂。”杜文礼回忆说：“因为‘留医部’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所以从门诊部过来，要上一个长长的土坡，两边都是竹林。晚上的时候，女同志都不太敢走。”

戏称拖拉机为“农民的士”

“哒哒哒……”杜文礼回忆说，改革开放前，每天上班或值班时，只要听到拖拉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地传来，他们就知道肯定又是下面公社送病情较为严重的病人过来了。

“听到响声后，我们就赶紧做好准备，提前站在医院或病房门口接病人。”杜文礼告诉记者，当时他和同事们都戏称这种送病人过来的拖拉机为“农民的士”。“我因为就住在门诊部，所以晚上经常被安排值班。那时候，半夜只要远远听到拖拉机的声音，我就赶紧跳起来先穿好衣服下去，这时候病人也就到了。”

当时门诊部前面有一块田间小草坪，每天早上边防部队都会把抓到的偷渡人员送到那里集合，包括东边梧桐山方向的、西边福田沿海一带的，都送到那里。“每天早上，我们逐个查看这些人，受伤较严重的就送到医院救治，不严重的就简单擦一下药，然后由边防部队把他们送到东莞樟木头遣返。”

建设消化内科助推创“三甲”

自调入人民医院以后，杜文礼在此工作了20年，直到1996年调入深圳市保健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今年，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立生当选为深圳市医学会第四届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主委，而我是第一届主要召集人兼秘书长。也就是说，至今总共四届，其中两届都由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负责人挑头。”他表示，消化内科是深圳市人民医院的重点科室，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名气。他认为，“留医部”能够成为几代深圳人的记忆，成为他们看病的首选，这离不开人民医院建院以来，几代医务人员通过不懈努力创下的一些实力较强的科室。

1994年，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为深圳市首个。“人民医院创‘三甲’时，消化内科是重点科室，有20多项硬性指标，我们一个一个完成。”杜文礼回忆说，有个名叫“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ERCP）”的手术，当时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是“三甲”的硬性指标之一。一场手术做下来，需要一两个小时。而当时医疗器械对X光的防护比较差，所以医生不得不长时间暴露在X光下。每次做完手术会晕好几天，表现为头晕、乏力和想睡觉。“那时候，我们都是为了完成指标硬顶着上的。”他透露说，当时在人民医院专门引进的消化内科重点学科带头人、时任副院长刘健波带领下，包括他和在人民医院进修的时任罗湖区医院消化科主任叶平，３个人日夜赶做才完成这些指标，为医院成功创建“三甲”贡献了力量。

除此以外，作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杜文礼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创建了深圳市医院系统内的第一个消化内镜室；二是组织召开了当时在海内外业内颇具影响的“97消化病学最新进展深港澳学术会议”。

上世纪80年代，杜文礼参加深圳市人民医院内部学术交流会。

他介绍说，那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举行的一次业界极其重要的学术会议，得到了世界顶尖专家、来自香港的曹世植教授的鼎力支持，邀请前来参会的都是国家级业内大咖，包括钟尚志、陈竺、王宝恩、张锦坤、张齐联、潘国宗、于仲麟、周殿元、肖树东、姚光弼、于眥平，以及本市的刘健波、徐克成等顶级专家，阵容强大，影响深远。他认为，人民医院作为深圳市最老牌的医院，能够几十年来一直挺立在深圳市医疗界的前端，就是因为有像消化内科这样一些“拳头专业”的强有力支撑。（受访者供图，署名除外）

（来源：晶报）

编辑 刘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