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湾区 082期 | 三水梁士诒：从“五路财神”到“国务总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人有过“财神”的绰号：一个是梁士诒“梁财神”；一个是孔祥熙“孔财神”。说起来真是无独有偶，他们两个人，都先后当过财政部长。梁士诒还是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交通银行和“交通系”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蔡登山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县人。二十一岁时中光绪己丑（1889）恩科举人（与梁启超同榜），二十六岁时，中光绪甲午科（1894）进士。光绪廿九年（1903），应试经济特科，获初试第一，第二名为杨度，第三名时张一麐。而慈禧太后一看梁士诒籍贯在广东，又姓梁，老脸当时就沉了下来：“此人是不是梁启超的本家？”军机大臣们一听，谁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回应的是一片“太后明鉴”的阿谀之声。接着，尚书瞿鸿禨立即说：“太后英明，此人定是乱党无疑，单看姓名，姓梁启超的‘梁’。同时，尾又与康有为相符，康逆的号叫康诒之，而他又偏叫梁士‘诒’。”官员们频频点头称是，梁士诒为此被称为“梁头康尾”，不予录取。直隶总督袁世凯慕梁士诒名，旋由天津海关道唐绍仪推介，聘其为北洋编书局总办，是为梁士诒与袁世凯建立关系之始。

翌年十二月，唐绍仪奉命赴印度议《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梁士诒亦随往。及至归国，遂因唐绍仪之督办铁路而参预路政。时梁士诒亦因办理外交有功，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仍兼铁路总文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以预备立宪而厘定中央官制，专设邮传部，主管航、路、邮、电四大政，以张百熙为尚书，唐绍仪、胡燏棻为左右侍郎，而梁士诒仍佐唐绍仪办理路政如故。之后张百熙与唐绍仪因事齮龁，相互揭参，结果张百熙受申饬，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愤恚病殁，其遗缺由林绍年暂行署理；唐绍仪亦因改授奉天巡抚，其侍郎遗缺则由朱宝奎继任。嗣林绍年以邮传部规模未备，铁路对外借款交涉，至关重要，乃奏请于部内设立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处，并准将梁士诒调归邮传部，充任该处提调，奏入，奉旨依议。可见梁士诒之才干，在当时已甚负声誉；而其由外交界转入交通事业之发展与整理，殆亦以此为契机。

梁士诒

惟林绍年署理邮传部尚书时间甚短，未几即由岑春煊继任。岑氏在职未及一月，为庆王奕劻所排挤，改由陈璧接任邮传部尚书。是年十一月，陈璧奏撤五路提调处，改设铁路总局，仍任梁士诒为局长。自是梁士诒由幕僚擢升而握全国路政之大权者凡四年。其间，李殿林、徐世昌、唐绍仪曾相继任尚书，均信倚之。计其任职期内，初管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路；后增京奉、广九，共为七路；又经营展筑津浦、吉长、株萍，多至十路。对外则更改合同，收回主权；对内则展拓路线，清理积弊；我国铁路交通始基之能以奠立，实梁士诒之力。

1909年，徐世昌继任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与梁士诒本旧交相契，因此对梁士诒倚任如前。1911年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在这之前，已有御史七人奏参该部官办铁路滥借滥费，以及梁士诒把持路政，任用私人，虚糜公帑等款。当时人称此次奏参为“七煞除五路”。清廷命盛宣怀及吴郁生确切查明，认真整顿。及盛宣怀掌邮部，请撤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差使，梁士诒交卸后，将经手账目送交清查款项处，竟数十人日夜勾稽册籍，凡三阅月，无丝毫出入，事遂得白。但梁士诒卒以1911年1月被劾去职，而盛宣怀欲藉国有政策之名，以遂其私。意在报复前此所绾路政被夺于唐绍仪、梁士诒之怨，不料轩然大波，竟由此起，最后激起四川争路的风潮，寖假而促成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甚且为清室覆亡之导火线，当为盛宣怀所料不及的。

而11月16日，袁世凯内阁组成，以杨士琦署邮传大臣，梁士诒任副大臣，时距梁士诒罢职家居，仅数月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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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职，任梁士诒为总统府秘书长。6月，又兼任交通银行总理。此后，他和周自齐、朱启钤形成了外界称为交通系（即旧交通系）的政治集团。其时梁士诒名义为总统府秘书长，实则绾外交、财政、交通之枢纽。梁士诒既握大权，各方人士亦多奔走其门。1913年袁世凯正式当选大总统，以段祺瑞代国务总理，梁士诒署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他权倾一时，被呼为“二总统”。凡熟悉近代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交通系的发轫，是早在清末唐绍仪主管邮传部的时期。那时梁士诒是“五路总提调”，这个职务就是后来的“全国铁路总局局长”。梁氏便于此时筹组交通银行，旨在发展交通事业及减少外商的剥削，其用心原是很好的。但不久之后，梁士诒便在金融界拥有颇大的潜势力，他就想要利用这个银行背景进入北洋政府财政阵营里去，于是有计划地借别人之口，宣传他“有钱有办法”；在当时的报纸上，也公开出现了“梁财神”的捧场文章，大吹大擂，务要使当时的一班军阀政客都认为他是一位“财神”，而且还强调说：“必须‘梁财神’上台，政府的财政才会有办法。”大卖其风云雷雨。像“中国”“交通”这些银行，当时在国内可以算是银行界的领袖，梁士诒已具有左右一时金融的实力。他这样一放空气，自然有人渐渐相信；因为那时的一些小而殷实的银行，如“金城”“大陆”“盐业”“中南”之类，又都以“中国”“交通”两行为马首是瞻，尤其是中国银行，它的前身就是国营大清银行。彼时北京尚有所谓“银行团”的组织，这组织就和各国驻华使节所组成的那个“外交团”异曲同工，都采取着步调一致的行动。政府当局如果需要借款或推销公债这些事，必须要找银行团去接洽；银行团的一切，又操在“中国”“交通”这些大银行的总裁、总理之手（那时中国银行的最高负责人呼“总裁”；交通银行呼“总理”。后来到了国府时代才改称“总经理”），他们如果表示不即不离的态度，这就不免诸多掣肘了。

梁士诒画像

那时政府衮衮诸公，虽然头脑比较单纯，政治上没有多大雄心，但自私自利的观念还是有的，为了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所以北洋政府历届当局，对银行团向来是百般迁就的。梁士诒深知此中曲折，于是他的部下更放出空气，说银行团和梁士诒如何有渊源，如何有来往，如何有信用，只要梁士诒出山，替政府掌理财政，银行团是会全力予以支持的。

在北洋政府时代，国库的收入异常拮据，海关和盐务机关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对于关税和盐税的收入，大部分被指定作为对外赔款或还债的用途，弄得国家军政各费的支出，捉襟见肘。至于振兴实业、从事建设等，就更谈不到了。至于附加税，由于民国十余年来，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地方上根本就不向中央政府解缴，有时还要把国家的盐税擅自截留自用；那时北洋政府的威信不够，政令无从推行，对于这些弊端竟一筹莫展。

梁士诒看到了当时北洋政府财政上困难的情形，于是乎就玩弄了一套很工心计的手法，这样一宣传，果然收效很大。碰上民国初年那些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如徐世昌、黎元洪、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祺瑞这些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并没有什么很精干的“班底”，有上几个所谓“智囊”，也不过是帮闲的清客一流，叫他们在政治上拿出一种成套有系统的办法来，不啻问道于盲；尤其在主持财政方面，谁能向银行借到钱，谁就可以当财政总长。

梁士诒所书扇面

梁士诒最初是不赞成洪宪帝制的，但在1915年6月，皖派策动肃政厅发动了矛头指向梁士诒和交通系的“五路大参案”，揭发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台五铁路局的营私舞弊行为。“事发后，袁一日语士诒：参案本有你在内，我令去之。”这逼得梁士诒只得襄赞帝制。

据总统府管机要的张一麐言：“梁病疟，有人访之曰：君欲缓五路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梁乃起而组请愿团，参案即无形打消。人方知五路案即帝制之反笔文章也。”但洪宪帝制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即告终，袁世凯亦于1916年6月6日身亡，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身为“帝制祸首”，梁士诒遭黎元洪令“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危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结严行惩办，为后世戒”而通缉，他只得逃亡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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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梁士诒在香港闻“张勋复辟”，即电冯国璋、段祺瑞、唐绍仪：“此次张勋事变，张勋万死难蔽厥辜，特事前误于黄陂（黎元洪）引蛇入室，临室又求庇于外人，苟外人用为奇货，不几如昔年韩王之事乎？黄陂失国，无论现在曾否恢复自由，为民国威信计，万不能任其在日公使馆发命令，否则中华成日本保护国矣。公（指段祺瑞）就近指挥诸将讨贼，必能迅奏肤功。”又电叶恭绰为段军筹饷。7月4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2日，段率讨逆军收复京师，张勋奔驻京荷兰使馆。黎元洪回邸后决不复职，即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权。

梁士诒故居

1918年8月22日梁士诒再度复出，被安福国会参议院选为议长。12月2日辞卸议长职，即与陈陶遗等集资一百二十万元，创办“戊通公司”，购船航行黑龙江上下游及办理渔业。

1921年12月24日，徐世昌命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梁士诒内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

梁士诒就职后第二天致书梁启超有言：“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

1922年1月5日，吴佩孚以向国务院索饷三千万不遂，发来电报，对梁士诒迎头痛击，骂他“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朝鲜卖国贼），张邦昌而弗恤”。

梁启超致梁士诒手札

表面看来吴佩孚在骂梁士诒，可明眼人心里都清楚，这是“打鸡欺猴”，给张作霖好看呢。自9日至12日，吴佩孚又连发数电，说梁士诒“做贼心虚，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预为立脚地步”“独借日款……，施其盗卖伎俩”。

梁启超致梁士诒手札

梁士诒有没有和日本公使小幡谈及借日款赎路事，成为这次“阁潮”的症结。梁士诒在“国务院”的正式通电中否认。不论梁士诒有无此事，梁内阁有亲日嫌疑已是不争的事实，吴佩孚藉此打击梁内阁算是抓到了重点。

吴佩孚一边又纠集起田中玉、萧耀南、齐燮元、陈光远、赵倜、冯玉祥，以及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套用《讨武曌檄》，作了一篇《讨梁士诒檄》。19日，苏、赣、鄂、豫、鲁、陕六省督军省长由吴佩孚领衔，电请将梁士诒免职。徐世昌得此电后，示意梁士诒辞退。

梁士诒在北洋时代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想不到东山再起后却如此不堪一击。先后主政仅月余，竟蒙“卖国”污名而下台。同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被直系打败，梁士诒遭褫职、禠夺勋位勋章并通缉，先潜往日本，再逃亡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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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5日，梁士诒自香港启程游历欧美，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谈到，改造中国的根本方针应以教育与实业为根本。“教育者，所以充其精神，实业者，所以裕其物质。”关于实业方针有三条：一、多设庶民兴业银行，及仿用信用组合，以裕金融；二、偏重农业，以增进原料，补助外国之缺乏为目的；三、由地方官商兴办轻便铁路及马路，以便农产物之运输。”

晚年梁士诒

1925年2月，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任命梁士诒担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次年，任税务处督办。

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后，梁士诒遭到国民政府通缉，三度流亡香港。后来获得赦免，1932年任国难会议会员。此时梁士诒在上海做寓公，但他仍命家人捐献物资慰问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英雄。

1933年4月9日，梁士诒在上海病逝，得年六十四岁。6月间移葬广东三水故乡白坭镇象洲沙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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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的八姨太谭玉樱，据香港掌故家许礼平说她“本来是香港‘塘西阿姑’”。十五岁被卖入歌寨（上环屈地街）。1919年秋，梁士诒南来，务本堂为其洗尘，在塘西宴会，谭应召侑酒，梁士诒喜之，旋为谭脱籍。十月初一纳为妾侍。谭本来是排在第七位的妾侍，但梁士诒母亲行七，有所忌讳，所以改称八妾，唤之曰八。”而据梁启钊说“我那个时候十岁左右，梁士诒的八姨太经常返回三水，身穿旗袍在创办的学校中收留穷人的孩子并亲自授课。”梁启钊说，八姨太知书达理，颇受乡亲们爱戴。而梁建宏说“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梁士诒八姨太还计划在家乡建一所学校，后来因为她身体不太好，没有建成。”

梁士诒八姨太谭玉樱

还有一件事，是涉及梁启超向梁士诒求勋位的事，这大多人是不知道的，文献上也没有任何记载，全靠一封信而揭穿。

这封密函是梁启超写给时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因为太难为情了，因此信末不敢署名，只写“燕兄大鉴，名心叩，付火”，并要梁士诒阅后烧掉，岂知梁士诒偏偏珍惜梁任公的墨宝，没有烧毁。梁士诒死后，他的八姨太谭玉樱居士将这批名流手札委托苏文擢教授整理编印（杨利成校理）成《梁谭玉樱居士所藏书翰图照影存》于1986年7月出版。于是梁启超以“饮冰室”信笺写的“有私事欲一干托，家君寿日称庆，甚思自获一勋位，为娱亲之助。”终于真相曝光，只是梁启超早于1929年去世了，而梁士诒也于1933年作古了，一切都已成为昨日黄花，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字字斑斑，无可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