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界，一些历史学者，将注意力从宏观历史和风云人物身上挪开，转向芸芸众生。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一直践行微观史研究。《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出发，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馆为研究对象，以此为窗口，探求20世纪上半叶成都人的生活实态；《那间街角的茶铺》，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现代小说以及成都竹枝词等资料，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则描画了中国社会从人口变迁、衣食住行、秘密社会到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细节，站在小人物、小家庭的位置上，观察普通人的生活。

透过王笛的文字，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纵横阡陌，大人物的叙事无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运悲欢。他说，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所以我们要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仔细分析，只有听到普通人的声音，才能得到有血有肉的、更鲜活的、更真实的历史。王笛认为，文明是由每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共同建构，历史研究要给普通人更多的关注。在他看来，对普通人的研究更能“敞开”广阔丰富的历史内容，他们的柴米油盐、生活变迁、命运挣扎，可以让现在的我们看到纤毫入微的细部，从而触摸到全面的、平衡的历史。

近日，深圳特区报记者专访了王笛教授。

学人简介

王笛：1956年生于成都，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91年赴美留学，师从中国近代史名家罗威廉。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历史系教授，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FHC）共同主编、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等。作品曾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首届吕梁文学奖、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优秀学术著作奖等。现为澳门大学讲席教授。 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著有《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那间街角的茶铺》《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历史的微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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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有血有肉的“小历史”中真实地感受大时代的转折

深圳特区报：您的历史研究视角往往是日常的、平民的、微观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成果，让人耳目一新。这让我想起像史景迁、孔飞力等西方史学家，他们也往往是从一个小细节入口走进历史。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序言中，您提到了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您如何评价其在微观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您如何定义微观史？

王笛：《王氏之死》或许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微观史的著作。该书写于1970年代。那时微观史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如果现在再来写这样一本书，可能就没有独特的地方了。但我们要注意时代语境，在20世纪70年代，当史学研究的主流还是集中在帝王、英雄、精英、国家、政府这些方面，史景迁就将他的研究视野放在遥远的山东郯城县的一个农妇身上，从有限的资料里来描写她的遭遇、她的生活、她的死亡，这是他眼光非常独特的地方。从今天来看，这本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究竟什么是微观史，学者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样。我认为，微观历史要具备一些原则，例如要写人（特别是普通人），要有故事，要有细节，要有正史之外史料的挖掘，等等。如果写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曾国藩或李鸿章，写得再细也不能叫微观史，因为它研究的是上层人物。

微观史对历史的意义，就像在显微镜下对细胞进行观察，侧重点不在宏观事件和精英文化，而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一个小人物、一个小家庭，到底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有多大帮助？我认为，一个个平凡人的经历，可以反映整个时代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有血有肉的“小历史”中真实地感受大时代的转折。如果没有微观视角，我们的历史就是不平衡的历史、不完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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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一些蛛丝马迹，可能发现不为人知甚至波澜壮阔的历史

深圳特区报：您最近主编了《新史学》第十六卷，主题是“历史的尘埃——微观历史专辑”。取名“历史的尘埃”有何深意？

王笛：在我的印象中，这应该是第一部微观中国历史研究的专辑，里面收录了11篇微观史论文。“历史的尘埃”，主要是想表达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渺小得就像一粒尘埃，但是研究一粒尘埃的意义，实际上揭示了千千万万有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的生活、生命和经历。二是历史经常被我们所称的“历史的尘埃”所掩盖，如果我们想看到历史的真相、看到历史的内部，想发现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我们就必须拂开“历史的尘埃”。那么，我们寻找、解读和分析这些资料，讲述这些资料所呈现的故事，重新建构历史，就是拂开“历史的尘埃”的过程。

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小人物，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往往被湮没不见。我的论文《王先生的来信——巴黎和会大博弈下的小插曲》，是根据我偶然发现的一个姓王的先生给《纽约时报》写的读者来信，并对此进行追踪而写成的。那是1919年5月，巴黎和会各国博弈正激烈的阶段，王先生的信件在《纽约时报》引起了一场小小的笔战。我的追踪牵扯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在这个世界上，哪怕研究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学者，也没有谁——可能以后也不会有人——关注到给《纽约时报》写信的这位王先生，历史过去了就过去了，王先生和他的信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被提起。

雪泥鸿爪，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来过，就难免不留下痕迹。但问题在于，99.99％的痕迹，最后被历史的尘埃永远掩盖了。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历史学家有时候也得靠运气吃饭。一旦发现了前辈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我们便奋力追踪，但是很少能抵达历史的真相。我始终坚信，顺着一些蛛丝马迹，可能发现不为人知甚至波澜壮阔的历史。好像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中的那个小孩，一旦被引导进入了那个神秘的隧道，一个未知的奇幻世界便立刻展现在眼前。就这样，历史上那位给《纽约时报》写过信的被遗忘的王先生，和生活在百多年后作为历史学家的王先生，因为偶然的机缘巧合，居然神奇地相遇了，历史的尘埃就这样被徐徐拂去，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慢慢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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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是可以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即回归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

深圳特区报：您曾谈到，“要讲一个帝王英雄的故事，能找到许多资料记载，而当你想去看看一个普通人在过去是怎么生活的，就会意识到历史遗留的空白。”请您具体谈一谈，微观史研究面临哪些困难？

王笛：首先是资料的困难。在微观史研究上，必须先有资料，研究才能进行。这和一般的史学研究方法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史学研究是先定题目，再收集资料，但微观史研究几乎都是要先发现了资料，才可能根据资料进行研究。开始做微观史研究的时候，找资料真的像是大海捞针，我就是去图书馆一期一期地翻老报纸。从前成都有份报纸叫《国民公报》，国内几乎找不到齐全的收藏。幸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有全套的《国民公报》缩微胶卷，我记得是120多卷。有时候看一天甚至一个星期，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我整整看了一年的微缩胶卷，对视力伤害很大，但是没办法。就这样，按照蛛丝马迹一点点去找。而且这只是一份报纸，还有其他的报纸要查阅。

我在寻找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资料时，在那些老报纸上如果看到有关于“茶馆”“袍哥”的资料，也会同时搜集。其实，关于“茶馆”“袍哥”的资料，我从1980年代就开始关注了。三十多年后，直到2018年我才出版了《袍哥》。经过这样长期的积累，这几年我陆续出版的书可以说是总爆发。

微观史研究还面临着一些读者的不理解。他们不理解为何要去关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影响的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不仅仅面临着学术界的一个疑问，也面临着一般读者的疑问。

再有，就是写作技巧的问题。囿于资料的匮乏，研究历史上的一个普通人物，往往很难完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会明显感觉到有许多缺口。我们要下很大功夫，甚至迂回去补齐，比如使用文学资料。有人认为历史研究不可以使用文学史料，但我不这样看，文学完全可能反映历史，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文学比历史还要真实。

深圳特区报：您的作品有很大一个特点：文学性和历史性结合得很好，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王笛：我始终认为，文史不分家。历史写作可以借助文学的手法。除了讨论、分析之外，写历史也可以用叙事、描述的手法。尤其是写微观史的时候，文学描述是完全可以利用和借鉴的。如果能够充分运用多种表达手法，历史表达就更有力。我的历史写作，就特别注重以叙事为主，把历史观和历史认知，通过细节和故事表达出来。在《袍哥》这本书中，我就运用了大量的描述。比如说对川西平原的地理环境、田地、水牛、鸭子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等细节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都是有根据的，不是我头脑中的想象。

我想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历史学家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如果历史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越来越远离文学，便会逐渐失去广大的读者；其次，历史研究和写作，需要把焦点转移到普通人、日常生活、日常文化上，历史写作是可以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即回归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最后，文学作品是可以用作历史资料的，以文学证史不仅仅是新文化史的路径，也是近代中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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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才能写出一个平衡的历史

深圳特区报：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您如何看待？

王笛：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当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学者批评“碎片化”的初衷，他们担心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迷失在细节之中，特别使他们诟病的是，这些年轻学者不能把小问题提高到解释大问题或从更宏大的理论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我认为，批评“碎片化”的学者，对史学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满足对“碎片”（局部）的认识，似乎任何研究课题，都要提供对国计民生等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义。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我们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吃喝拉撒等等，我们就会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

深圳特区报：这些年来，您出版了多部地气满满、脍炙人口的微观历史著作。是什么原因让您一直对微观史保持着浓厚的研究旨趣，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

王笛：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我从事微观史研究近30年了。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即我们过去的历史过分地把太多的研究精力放在大事件、帝王、精英身上了。而在历史上占绝大多数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历史上的“四大发明”，难道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吗？我们的各种文化，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文明，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民众才是历史、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创造者，这种观念，一直存在于我头脑中。我研究历史上的普通人，为民众写史，展现普通人的生活，靠的就是这种观念的支撑。

我有一以贯之的学术关怀。从《街头文化》一直到《茶馆》，一以贯之的是日常史观。这和英雄史观或者说帝王史观，是两条不同的道路。这种史观意味着让普通人回归到历史研究的中心，一个普通人经历，其实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个人经历。宏大叙事是需要的，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也是需要的。历史学家一定要眼光向下，充分重视民众和日常。只有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才能写出一个平衡的历史。我自己也要继续努力。

（原标题《历史研究要给普通人更多关注 ——访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

编辑 钟诗婷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张雪松 三审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