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胜开讲“‘太和世界’：现代新儒家对‘大同’世界的‘不同’想象”

“大同”观念作为一种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过渡时代”中，一直是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精神“指引”。何为“大同”世界？如何理解它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

日前，由深圳图书馆、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禅学与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深圳市云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人文讲坛第196期活动上，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胜，给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太和世界’：现代新儒家对‘大同’世界的‘不同’想象”的讲座，带领观众一起探讨现代新儒家眼中对“大同”世界的诠释。

陈立胜

陈立胜，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社科分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福建江夏学院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宋明理学、儒家修身学与宗教现象学。曾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澳门大学等访问学人，出版《自我与世界：以为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王阳明万物一体论》《宋明理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入圣之机：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等多部著作。

陈立胜首先由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提出的三大问题引出对人的生存中“希望”向度的思考。人及其世界的存在具有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希望”是人存在结构中的一个本质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确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这个理想中的家园有两个向度：其一是理想的自我，其二是理想的人我关系与人物关系。中国哲人的“大同”梦正是这样一种“归居本宅”的精神冲动。

陈立胜梳理了中国古代“大同”观念的来源问题。“大同”一词出自《礼记·礼运》篇。对“乐土”的向往是先秦诸子的一个共同主题，《礼运》篇“大同”理念是儒家在跟道、墨二家长期互动过程形成的一种“理想家园”情怀。

陈立胜讲述了近代百年来“大同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演进历程。在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儒家传统的“大同梦”重新成为时代梦。陈立胜认为，近代以来的打破一切“界限”、追求一切平等的“大同梦”是在“双重天道的视域”营造的。一方面是中国固有的“大同梦”与西方的“乌托邦梦”“千禧年主义”会通而形成的带有拯救旨趣的天道视域，它让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信一个超越世间不合理的理想社会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由“物竞天择”的观念激发出的新天道视域。这两种天道视域共同塑造了近现代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陈立胜继而援引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的“现代性神话”说对“双重天道视域”下的“大同”理念如何产生展开分析。在他看来，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情怀的现代新儒家对近百年“大同梦”给出了症候学的诊断，并提出一种“太和世界”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陈立胜强调，“太和世界”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要实现个人心性的完满（“中和”），而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一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太和”在国家和民族的表现形态上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与“万国咸宁”，每个国家和民族在遵循理性之普遍原则的同时，依着其各自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来生存和发展。人际、国际保有其内在的、独特之“际”的同时又“通达无碍”，异中有通，通中有异。

最后，陈立胜总结说，由现代新儒家的“太和世界”观念引出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思想的定性问题；二是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定性问题；三是全球化时代下的个人认同问题。另外陈立胜还对近现代国家建构进路中的“破”与“立”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