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正在加速重构。以“工业立市”的深圳,如何抢占价值链制高点?如何提升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突破贸易壁垒?在4月22-23日举办的百川论坛“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读特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赖格博士。
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产业分工中,东亚经济体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指引下,已先后深度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特别是以制造业见长。中国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一种“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需要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再大量出口最终产品。赖格表示,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对我国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全新的挑战。
“我国世界工厂的这一角色既依赖上游中间产品的进口,又依赖下游的全球市场。一方面,中间产品可能面临断供风险,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产能转移到海外,无论是贸易或是投资方式,在传统西方市场都出现了一定壁垒。”赖格表示,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要从上游和下游思考如何破解这些壁垒。上游需要思考如何拥抱技术,围绕核心制造环节创造新的生态;下游需要创新商业模式,开发多元市场。
如何突破西方围堵,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抢占制高点?赖格就深圳的纺织、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三大产业进行了分析。
首先,纺织业可采用“补链”策略。目前,我国在纺织领域拥有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但在上游的品牌设计及下游市场仍缺乏话语权。“以往我国服装出口依赖亚马逊等国外平台,如今我国也在建立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如Shein、Temu等,实现从市场需求出发,反过来指导生产。”
赖格表示,从大批量生产、低价批发模式,转变为小批量生产、精细化模式,对我国纺织业来说是非常大的进步,从下游制造的角色转变成了全产业链“链主”的角色。
其次,电子信息产业应保持对外开放,采取“稳链”策略。赖格认为,一方面,中美技术脱钩是一次警钟,提醒我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国正在培育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和技术创新体系,把设计技术、关键工艺、专用设备和关键材料作为主攻方向,加速步伐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无论在集成电路设计的创新发展、还是制造上的能级跃升,前景都非常广阔。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强调“国产化”或是“自主化”,关起门来搞发展。化解半导体产业供应链脱钩风险,需要以更开放、包容、合作的心态对接全球供应链,创造一个内资、外资企业同等的市场机会,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吸引全球最好的产业链来中国落地。半导体是一个产业链分工极其成熟的产业,制造环节目前没有弯道式超车和跳跃式前进,缺乏先进工艺、设备,可能“研发即落后”。面向全球竞争、扩大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仍是我国半导产业发展的最优选择,而深圳也正是开展国际合作的枢纽地。
最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可采用“强链”策略,进一步扩大“弯道超车”优势。新能源汽车产业中汽协数据显示,2022年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占有率达27%。赖格表示,新能源汽车产已从新兴领域上升为主流赛道,成为深圳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根据业技术迭代更新速度非常快,政府和企业应在基础科研上加强合作,为产业提供更长远的发展动能。
2022年,深圳提出打造“20+8”产业集群,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的发展目标。赖格认为,深圳这一发展定位具有前瞻性和准确性。
据赖格介绍,在“微笑曲线”提出的时代,同时发生的是不断扩大的全球化,中国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跨国制造巨头则普遍采用劳动力套利模式——在低成本地区设立工厂,借助全球化物流系统连接高价值市场。传统的产业“微笑曲线”认为,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即设计和销售,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如今,产业‘微笑曲线’开始扁平化发展,高端制造业成为了支撑经济实力的基础保障,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希望制造业回流的原因。”赖格表示,先进制造业的投资要超越“微笑曲线”理论,在不同的产业链位置提高研发创新能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重构我国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记者 严偲偲 陈敏芝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张颖
三审 刘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