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中，无限可能的“南方”

■晶报记者罗婉

博尔赫斯在《南方》中说，“谁都知道里瓦达维亚的那一侧就是南方的开始，人们由此进入一个充实丰盈的世界。”关于南方，你有多少种想象？是氤氲的雨雾，澄碧的蓝天，还是蜿蜒的港湾与辽阔的大海？似乎不止。在文学中，南方总有着无限种可能。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声音中出现了“新南方写作”一词，与“东北文艺复兴”“非虚构”等文学现象相互对望，构成了别有意味的文坛风景。

在刚告别的三月早春，一座寄托文学理想的花城文学院在广州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学者、评论家齐聚广东，展望大湾区文学创作恢宏图景。晶报有幸见证了这一盛举。随着广东成为全国瞩目的文学热土，“新南方写作”再度被到场的作家与评论家频繁提及。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培浩，两位青年评论家都是提出“新南方写作”的先声。

“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肇始于陈培浩2018年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文章首次公开使用了这一概念。陈培浩在文中谈到：“之所以说陈崇正是一种新南方写作，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南方以南的写作。那些不断在他作品中重现的巫人幻术并非传统江南文学所有。更重要的是，南方作为一种审美元素进入了作品，却没有形成一种地理暴政，隔断陈崇正作品跟时代性现实焦虑和普遍性精神议题之间的关联。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在陈崇正同代人这里变成了一种精神地理。”

随着“新南方写作”的讨论逐步深入，《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杂志陆续开辟“新南方写作”相关专栏。2021年杨庆祥在《南方文坛》发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作为最早对这个概念进行自觉理论建构的评论家，他更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新概念的来龙去脉，并对新南方写作的特质概括了四个关键词：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更为清晰的阐释框架。杨庆祥在文中指出，此处的“新南方”，是“指中国的海南、福建、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后三者在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

从概念诞生到内涵与边界的探讨，“新南方写作”根植于地域，又超越了地域。随着一系列堪称“现象级”的作家及创作出现，如黄锦树、黎紫书、葛亮、林森、朱山坡、王威廉、陈崇正、陈春成、林棹等，新南方写作散发着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仍是一个无限开阔与等待勘定的版图。诚如陈培浩所说：“新南方代表着崭新的经济生活及其催生的全新生活样式，代表着高科技、新城市与人类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代表着南方以南诸多尚未被主流化的‘地方性叙事’……应该说，‘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召唤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现成的，等待被完美描述、打包送入历史的概念。”

杨庆祥：不是所有在南方写作的作家都是新南方写作

▲杨庆祥：诗人，批评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诗集《世界等于零》《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评论集《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社会问题和文学想象》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韩等多种文字。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等。

晶报：您是全国最早、最系统地写关于新南方文学评论文章的学者，您的关注点是怎么落到“新南方”上的？

杨庆祥：中国大陆的汉语书写，占主流的基本上是北方书写——所谓的现实主义，长篇史诗的追求，包括革命时期那种对社会全景式的呈现，诸如此类。这种北方的意识形态在整个当代文学的书写里是占主流的，处于话语的中心。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起源有关系，即延安文学，本身就是在北方。当然，这种书写没问题，但如果没有别的书写方式对它进行对话或补充，就会造成我们的汉语书写样貌过于单一化。我当时意识到，即使是大家关注的“新东北”，依然是北方话语的书写，即使写到下岗、工人失业等，与“土地”仍是密切相关的，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而已，还是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

关于新南方写作，我写过几篇文章。南方真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或者地理文化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北方写作是一种中心化的写作，一种指向政治权力的写作，但是南方不是。我认为南方的写作一直都是离散的，就是去中心化的，强调个人性，一般带有一些后现代主义的东西，现代感更强。所以我觉得南方可以跟我们原有的这样一种写作形成一个对话，提供另外一种想象。

晶报：在新南方写作方面，有哪些您比较关注的广东作家？

杨庆祥：广东我最早关注得较多的可能是年轻一代与我同龄的作家，比如王威廉。他的小说《野未来》是我给他写的序，书里有一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从科技的角度来重新想象南方——一个科技的南方，未来的南方。

记得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时，我来广东参加过一次高峰论坛，在主题发言《作为文化概念的“大湾区”》一文谈到几点思考，我认为大湾区是一个带有强烈未来感的空间，这种未来感与新科技、新思维密切相关。我很喜欢“南方”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它富有科技感，更有未来感，有一种面向更悠久的历史和未来的指向。

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提出，南方应该打造一个自己的粤语的经典作品。实际上，以北方的话语来说，代表性的有如《红高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沪语方面，从《海上花列传》一直到王安忆等作家的海派传统；江浙一带，有汪曾祺、林斤澜、苏童等人的语言传统。而广东作为一个泛粤语区，包括香港甚至马来西亚、南洋一带，有着广泛地区和文化的独特性，但一直没有特别经典的粤语文学。这里指的粤语文学不仅仅是指粤语，而是指有方言特色。这个方言特色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文化里面，同时也能够跟其他的语言进行对话，需要具备一种世界性、人类学的色彩。回溯文学史也有用粤语方言写作的，比如当年广州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作家欧阳山的《三家巷》，他在作品里运用了一些方言，但那里面的方言是为政治服务的，不具有这种普遍的美学指向，还是有些狭隘。

很奇怪，有时候大家同时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这篇文章是写于2019年，文章出来后引起了很多讨论，包括《广州文艺》也开了相关专栏。很快，林棹的《潮汐图》出现了。潮州一个女作家吴纯近期将要出版一部长篇，是以潮汕地区即泛粤语地区的文化风貌为特点的。这就很有意思，创作和批评理论之间总是暗潮汹涌。

晶报：您觉得新南方文学的提出，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杨庆祥：所谓的“新南方”，其实成为了观察与理解这个地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写作角度或路径，包括陈崇正的长篇小说《悬浮术》，刚才提过的王威廉，以及广州中山大学的诗人冯娜等，他们的写作其实都有这种指向。可能以前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很多思路和眼光就打开了。

在21世纪，当代文学其实没有太多的聚焦点，将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能会有几个比较显著的聚焦点，一个是双雪涛他们的新东北写作，一个是新南方写作，另一个则是非虚构写作，这三个构成了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特点。这里有一个区别，新东北是作品大于理论，先出现很多的代表作家及作品，比如双雪涛、班宇、郑执“铁西三剑客”，后面再跟上所谓的“新东北”的概念。因为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东北作家群。但是新南方写作不是，它是先有理论提出，再有作品跟上。最初我在写《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这篇文章时，其实很犯愁，因为找不到太多的作品来认证我的理论，那时林棹还没有写出她的《潮汐图》，我没办法把它放到我认为的“新南方”里去讨论。那篇文章总共有一万多字，我谈到的作家主要是黄锦树，我认为他特别具有代表性，另外还有葛亮、陈春成、王威廉、林森、朱山坡、陈崇正。目前来说，黄锦树在新南方写作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代表。后来，林白的《北流》、葛亮的《燕食记》、林淖的《潮汐图》、王威廉的《野未来》、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陈崇正的《悬浮术》等陆续出版，都明显具有这种新南方的特征。

晶报：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前史，有许多作家从北方来到南方，作品中还会带有自己的印记，我们怎么判断这种在地写作是不是所谓的新南方写作？

杨庆祥：举个例子，比如作家陈继明，他来自西北，到广东以后创作出一些跟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的作品，但作品中还带有他以前风格的印记，到《平安批》就有些南方的特点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个作家身在南方，是如何以“新南方”作为自己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不是所有在南方写作的作家都是新南方写作，如果他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意识，或者是以一种传统的中心化来看待世界的方式，那这样的作品就不是新南方写作。在南方写作的作家很多，但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放在新南方写作的范畴中来讨论。

陈培浩：深圳文学是典型的新城市文学

▲陈培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汉诗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省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花城文学院签约评论家。出版有《互文与魔镜》《歌谣与中国新诗》《穿越词语的丛林》等著作。曾获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晶报：您是最早在文章中提出“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的，当时是什么设想？

陈培浩：最早是在2018年，我在写一篇评论陈崇正作品文章的时候，在标题中用到了这个概念，叫“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当时的设想是用这样一个概念，区别于我们传统的南方写作，传统的江南写作或者说传统的岭南写作，而去辨认或获得一种新的文学性和文学的内涵。对于这个概念，后来我们也不断地与很多文学界的朋友讨论，包括杨庆祥教授，在《南方文坛》《青年作家》《广州文艺》等一系列刊物上不断地探讨、延伸，大家也越来越认识到借助于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去眺望，去想象，去辨认更多的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是一个朝向敞开可能性的一个概念。

晶报：您觉得从传统的南方写作到新南方写作，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还是量变的过程？

陈培浩：很难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以往倾向于去描述一个已存在的东西。像“岭南文学”“江南文学”已经有很成熟的内涵，如果用这种现成性的概念，我们只能去认领已有的东西。对于这一个概念，未必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是边界非常确切的，或者它已经实现了量变，它不是以往概念的延伸，而是我们换了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比如说我们谈广东文学，如果要从岭南文学这个角度来谈，就会在它规定的边界当中来探讨，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在“新南方文学”中，你就会辨认到它可能其实是一个中华文明的微缩版，可能是中国与世界碰撞产生的一些新生的元素。所以新南方写作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仍需要我们去捕捉，去显影，去定型，是一个还没有浮出历史地表，还没有被稳固的概念所捕获、所固定的内涵。

晶报：在您看来，新南方写作目前出现了哪些标志性的作品？

陈培浩：目前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甚至四川、贵州，这些地方都会被一些评论纳入到广泛的新南方的辐地中。说到代表性的作品，比如广东有林棹的《潮汐图》，它的语言非常有南方特色，当然也是属于新南方的一种特色；福建方面的代表有陈春成，虽然他所写的大量作品都是以福建文化为背景，但又具备自己的超现实性。其实我们没必要去纠结哪些作品就是确确凿凿的是“新南方”的，可能我们不是要去寻找一个特别确定的东西，反而是要把以往确定的东西打破，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晶报：您对大湾区、对广东这块滋养文学的土壤有什么样的感受与观察？

陈培浩：我硕士的时候在中大念书，后来也参加了非常多广东作协的活动，因为我是广东潮州人，也关注了非常多广东大湾区这方面的文学活动。我们所处的广东这片地域，在近代以来其实就是中国史跟世界史接触的这样一个地方，是我们中国开始去融入世界的这样一个前方。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广东也是这样的一个前沿阵地。在我看来，在广东的文学当中，不仅仅只有一个岭南文化。广东的文学当中有大量外来的作家，陕西的、湖南的、湖北的……几乎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作家来到广东。这样的一个地区，对中国外来的其他区域的作家有着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在中国，实际上对外能够吸引作家流入的这些城市无非是北京、上海、南京这样几个地方，要么是净流出，要么至多是持平。岭南文化当然是我们这里的本土文化，它是一个基础，但实际上它又吸纳了大量的东西，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微缩版，与世界接触、碰撞、辉映，这个是我的一点感受。这次来到花城文学院，也会促使我更多地思考这一片土地上产生的复杂的基因文化的碰撞。

在我正在创作的评论集《更高的蓝》中，就对大湾区的文学创作的不同面相进行了描摹。在我看来，如果要给“大湾区”的文化找一种颜色，一定是蓝色，这个蓝是海洋的颜色，是和平的颜色，也是宁静的颜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它也是文学一种内在的颜色，而我们要从中去寻找一种更高的蓝。在这本书里，我写了大湾区一些不同的文学类型以及文学路径。比如城市文学，这在大湾区的文学类型中一定是非常主要的一种。城市文学当中，也有所谓的传统的城市文学与新城市文学，比如书写广州这样一个有着千年文化的城市，与书写深圳这样一个新移民城市是不同的，后者带着更多的科技感、未来感。这里面也会谈到新的乡土文学。乡土文学其实并不是属于过去的。按照陈晓明教授的一个说法，乡土其实是现代性的一个部分，恰恰是因为我们在现代性的这种饥渴与焦虑当中，才会将乡土强调到一种极端重要的位置当中。我们越是在现代性当中，便越渴求乡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乡土不是一种前现代的乡土，而是现代性语境下的一种乡土。另外，我还会谈到广东的诗歌，一种抒情的现象，以及谈到一种超现实的荒诞书写。

晶报：在深圳，您有没有比较欣赏的新南方文学？

陈培浩：深圳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家。像邓一光老师的写作，以往大家并没有把他放在新南方里面来谈，但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因为邓老师其实是一个移民作家，他从湖北来到广东，他的写作确实吸纳了大量的深圳经验，但又不仅仅是“在深圳写作”而已。比如说他的《深圳蓝》这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就是一种典型的深圳经验、新城市经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新南方的经验。而邓老师写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以1941年底香港沦陷之后，香港的战俘营这样一个背景来书写。香港当然也是我们所说的大湾区，也是新南方的范畴。

晶报：在您看来，深圳文学是否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陈培浩：深圳文学很有活力，在这座城市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作家。我觉得深圳的文学就是典型的这种新城市文学，它不是我们说的所谓“有根”的城市，比如像南京有叶兆言、韩东、毕飞宇这些作家在那边作一个中心，有一个很团结的写作群落。深圳很多作家其实是各自在写作，但是非常多。我与深圳的作家交往也还算比较多，比如说邓一光、蔡东、吴君、钟二毛，以及诗人阮雪芳、《特区文学》的朱铁军、费新乾等。在《特区文学》上，我们也开设了两三年的《湾区文学观察》，现在是《最青年》，通过这样的栏目进行文学的探讨。

新南方写作·深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