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故事189期│风雅观澜

■胡野秋

观澜是风雅的，从名字到风景。

在这里，我们能从古建筑中依稀可辨明清的痕迹；在这里，我们能从阡陌纵横间重温日益远去的田园旧梦；在这里，我们能从客家排楼和耸立的碉楼旁领略古代移民的艰辛岁月……

观澜位于龙华区，现在叫观澜街道，过去叫观澜镇，曾经是宝安县的大镇。沿着水波荡漾的观澜河，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的观澜古寺，村人俗称“观澜庙”，距此庙不远便是遐迩闻名的“观澜墟”，清代一度非常繁盛，与东门深圳墟、沙井清平墟、沙头角东和墟，一道成为深圳区域的四大名墟，而目前保留古墟风貌的也仅此观澜墟。

1984年7月，深圳市博物馆进行过一次文物普查，在观澜镇东蕃村湾下岭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的石铲、石环等石器。同年，在观澜镇武馆村西南发现同时代的硬陶片、釉陶和釉陶豆，其上有精美的几何印纹的图案，这充分证明至少在4000年前，远古的人类已在观澜休养生息、生产生活。

观澜的得名

最吸引人的是观澜这个地名。

相传清乾隆年间岭南有个风水名师邓坤，从阳台山上下来，赫然看见一条清澈的河流奔腾而下，大赞道：“听涛观澜，真正好水”，遂将此河命名曰“观澜河”。

而观澜这个词，最早出自《孟子·尽心上》。有语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意思是看水是有方法的，一定要看最壮阔的波澜。我想，当年那位邓坤大师脱口而出“听涛观澜”时，也许正想起亚圣的那句话。

另据地方志记载，在观澜得名之前，关于这个地名，还有几种说法。

说法一，观澜原名叫“官难”，寓意无非是“做官难，难做官”。因为在观澜墟未建以前，村民们赶集都到附近的清湖墟，后来，东莞知县派人勘定了观澜墟的地址，此墟恰好坐落于新安、东莞两县之间，而新安县、东莞县各自都在墟内设置了管理机构，于是拉开扯皮的帷幕，两县当官的互相牵制，夹在其中的老百姓便都叫此墟“官难”，饱含讽喻之意，“官难墟”便这么不胫而走。

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观澜被划为东莞县的一个乡，又多了一个名称：杆栏乡。有一种解释是，民国时期贸易越发繁荣，水运系统日益发达，为方便河道两岸民众的沟通，地方乡绅便在河上建了一座木桥，由于河水湍急，遂在桥上设置了木杆拦住，因此得名“杆拦”。也有文史专家认为“杆拦”系“观澜”一词的误读，民众哪有邓名士那样的墨水，以至于把雅致的名字俗读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政府将宝安县与东莞县之间这块扯皮的插花地做了调整，东莞县的观澜乡彻底划归宝安县管辖，这才解决了一桩公案。

观澜河与观澜墟

早年的深圳河网密布、水系丰富。

城市如人体，贯穿人体的是血液，倘若没有血液奔流，多么伟岸的身躯都只能委顿。城市的血液便是水，城市的血管便是河流。

深圳最不缺的就是水，河流把水送到城市的每个神经末梢。

如果从空中看下去，绿色的大地上像蛛网一般密布着300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它们缠绕交织着从山丘、绿地、高楼间蜿蜒穿过，像晶莹剔透的血管一样，让深圳的城市肌体始终充盈着饱满的能量，它们无论从东从西从北出发，方向只有一个：南海。

观澜河与深圳河、茅洲河、龙岗河、坪山河一起构成深圳5条一级河流，成为众多河流的领头羊，它发源于龙华区民治街道大脑壳山的牛咀水库，河长14.95公里。向北流经宝安区进入东莞市，于东莞境内始称“石马河”，继续北流经樟木头镇和桥头镇，汇入东江。

这条观澜河便成为观澜人的母亲河。

母亲河自然是风水地，善男信女们便理所当然地在此建了一间寺庙，即观澜庙，寺庙几经兴废，在清光绪十四年 (1888年)，当地百姓又重修古寺，于寺庙大门用石匾镌刻着“观澜古寺”和“清光绪十四年”的题记。

百姓来古寺祭拜者日众，做信众生意的服务业便应运而生，茶档酒肆也日渐增多，香火旺盛也带旺了这块宝地，于是墟市便顺理成章地诞生且繁荣起来。

令人唏嘘的是，20世纪五十年代，观澜古寺被拆毁改建为厂房，厂房又历经四次火灾，寺内文物被扔进河里，惨遭严重的破坏。而虔诚的原住民把“观澜古寺”的牌匾树立在厂房边上，继续进行祭祀。现在的观澜古寺遗址，仍保留有三合土夯成的几道残墙，古寺的部分地面，仍保留着石柱础、石柱、青砖等古寺建筑构件。

与古寺破败不堪相比，观澜墟的现状则要好得多，让我们有一丝慰藉。

观澜古墟的整体面貌居然历经劫难保存完好，这里集中了诸多清代中期到民国时期的精美建筑，炮楼、商铺、客栈、民居依然比邻而立，它是深圳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古墟，与焕然一新的东门和另两处荡然无存的古墟相比，观澜墟堪称“深圳近代民俗历史第一街”。

古墟中最抢眼的是一座被人们称为“红楼”的建筑，这座4层高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红色外墙、罗马柱、穹顶式阳台、镂空花砖，在一众传统客家建筑中鹤立鸡群，像一个西洋贵妇人，风姿绰约。

在红楼正门的门楣上，镂空嵌着4个楷体大字：公益酒家。此处的“公益”并非今天理解的慈善公益，而是有益于公众的意思。

观澜墟整个街区一纵四横，一条南北走向的观澜大街是主街，四条东西走向的街是：东门街、新东街、卖布街、龙岗顶街，另有沿观澜河的西门街。四条东西走向的街均经观澜大街通往观澜河边，那便是当时的水路货运码头。站在如今已经废弃的码头边，遥想当年这里的繁华景象，仍然让人心动不已。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宝安、惠阳、粤北地区的商贸集散地，也是外国商品与内陆商品进出口的中转站。每逢农历的初一、四、七都是墟日，四面八方赶墟的人们会用货物和喧声把这里填满。

一座碉楼一卷史

在岭南的建筑中，碉楼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作为客家人的深圳，这样的碉楼四处皆是。据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张一兵先生的调查，深圳的碉楼在改革开放前还留有上千座，现存的有550多座。据考证，本地年代最久的碉楼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最晚的建于20世纪三十年代。深圳历史上曾有1500多个自然村，绝大部分村庄都有碉楼，张先生称中国有条“炮楼文化走廊”，大约西起于川、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南至于广东、海南，呈“西南—东南”的走向。深圳地处这个“炮楼文化走廊”的东南端，其数量仅次于开平。但与开平碉楼相比，深圳碉楼出现的历史要早一些，正因如此，深圳碉楼虽然没有像开平碉楼那样多中西合璧的痕迹，却更多地呈现出汉民族自己的建筑风格与特色。其中深圳炮楼中比较早期样式的那一部分，是我国汉族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炮楼建筑系统目前仅存的最集中、最大量的遗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特征最重要的表现载体之一。

深圳本土碉楼有550余座，分布在从西边的西乡、沙井直到东部的大鹏半岛，可以说覆盖了深圳全境，而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碉楼群有两处，一在观澜，一在龙华。观澜碉楼群更为壮观，至今尚有114座，它们建于清代至民国时期。

在村落里、田野间，一座座碉楼高高耸立，像一座座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像一卷卷史书，记载了客家人开疆拓土的艰辛历程。

史书可以变黄，变脆，以致无法展读。但碉楼历经数百年沧桑，仍屹立不倒，让人们穿越岁月的风尘，在南国继续阅读它。

许多人是从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初识这种建筑的，从银幕上被它的静默与巍峨震撼。土匪们攻打碉楼，用上了各种武器，但碉楼就是坚不可摧，那种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让人肃然起敬。电影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原小说中并无碉楼，也不在广东，但姜文选外景时，到了广东开平，当他看到梅家大院的碉楼群，他就不想走了，他说：“搭什么景啊，你们能搭出这种真正的民国味道吗？”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了碉楼，《让子弹飞》肯定会逊色太多。

碉楼，是客家村落的符号，它们居于村口要道，居高临下地环伺着周围，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由于大量客家人从中原一带迁入，他们面临着土匪、兵家和土著人的排外与攻击，为求自保建起了围屋与碉楼，聚族而居，围屋用于居住，碉楼则成为防守的堡垒。碉楼其实是学术界的命名，民间常常习惯把碉楼直接称之为“炮楼”，这就更加明确地指证了碉楼的功能。碉楼一般高为三五层，最高为八九层，修建楼层越高，越便于瞭望；碉楼的墙体远比普通的民居厚实坚固，不怕匪盗凿墙或火攻；碉楼上部的四角，一般都建有突出悬挑的全封闭或半封闭的角堡（俗称“燕子窝”），角堡内开设了向前和向下的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地还击入侵之敌；同时，碉楼各层没有窗户，而在墙上开设有射击孔兼瞭望孔，因此开口均小于民居的窗户，而且都有铁栅和窗扇，外设铁板窗门，各层射击点形成楼内居民的立体攻击点，攻守兼备，易守难攻。

《儒林外史》第43回里写到苗人造反，汤镇台攻打苗民首领别庄燕时，也曾犯难地说：“他踞了碉楼，以逸待劳，我们倒难以克期取胜。”可见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精良的官家，面对苗民的碉楼一筹莫展。即使进入火枪时代，在碉楼上傲然睥睨地防守，亦让进村之敌甘拜下风，临阵退却。

碉楼的主要功能自然是军事，但在和平年代也往往成为民居，族人可以住进里面，有些成为宗族的祭祀点，甚至可以用作仓库。碉楼内每层楼板都是木质的，楼梯沿四周墙壁拾级而上。

走进今天的观澜古墟，赫然可见一座“成昌楼”鹤立鸡群于东门街的一排古旧建筑中，成昌楼建于民国初期，又被称为文昌古炮楼，楼高30米，共8层，是目前古墟中最高、最醒目的建筑，楼顶护墙外装饰着一圈黑红双色彩带，像巨大的冠帽，四面各设两处“口”形瞭望孔，东西两面各设一鱼形排水口，西北角、东北角各设一瞭望台。碉楼的东面墙体上仍清晰可见密集的坑洞，那是在抗日战争时，东江游击队与日军作战时留下的弹孔，斑驳的历史遗痕里隐藏着多少热血与悲壮。

而要论观澜最老的炮楼，则当属桂花社区庙溪老村的文秀公炮楼。此楼建于清朝嘉庆或道光年间，距今约有200年的历史，被称为“宝安第一碉楼”。而它外表看来虽与观澜其他炮楼并无不同，但整体散发着更加古朴雄拙的沧桑感。桂花社区村史文化研究专员陈志彪介绍，此村原住民以陈姓为多，修建的炮楼就以陈氏族长的名讳命名。“文秀”是族长名，“公”是敬称，文秀公炮楼代表着族长的身份。

这些碉楼，讲述着从清朝至民国的历史，也成为众多离乡者回溯寻根的节点符号。

一座碉楼一卷史。

那一座座矗立百年的碉楼，它们守候苦难、守候严寒、守候风雨，也守候希望。它是客家先辈种在这里的一个梦，从未动摇的梦。

这些遗落在村口和田野里的碉楼群，是耸立着的凝固的乡愁。

画韵与书香

观澜版画村早已为人熟知，但很多人想不通这个村为什么与版画结缘？

只要提到一个人，我们就释然了。

陈烟桥，中国的第一代新兴版画大师和美术教育家，他1922年生于观澜镇牛湖村。20世纪三十年代在鲁迅先生周围，聚拢过一批青年版画家，以鲁迅为首掀起了“新兴木刻运动”，当时20岁出头的陈烟桥便是那批画家中的一员，并深得鲁迅先生赏识，《鲁迅全集》里收录了与陈烟桥探讨版画的信件12封。陈烟桥的版画《天灾》《受伤者的呐喊》和《投宿》等，曾入选巴黎“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在当时的美术界具有极大影响。鲁迅逝世前11天，留下了生前最后的照片，也是我国版画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组照片《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照片中坐于鲁迅对面的青年便是陈烟桥。

陈烟桥人已不在了，但他的故居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这个典型的客家排屋由他的祖父陈登谋在清末民初建成，成为风光优美的牛湖村一景。

2006年3月，当市文联和市美协策划活动——“画家笔下的观澜”时，画家们在纵横交错的客家排屋和碉楼间穿行时，一个打造“版画村”的灵感在他们脑中闪现，这样的想法既富有历史感又充满浪漫色彩。

深圳的想法恰好与正为版画发展寻找突破口的中国美协一拍即合，于是，观澜版画村的构想迅速推进。这和当初香港画商黄江与大芬村的偶遇截然不同，观澜版画村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文化战略的自觉。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型发展，深圳已经形成了向文化+科技型提升的内在能力，一切经济发展的成果都为了促进城市人文环境与辐射力的改善与强化。

第二届深圳文博会上，中国美协与深圳市签订了《关于创建中国·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的合作意向书》，合作在未来几年内把观澜建成集版画基地，占地面积达32万平方米。

观澜版画村从一开始就把原创、收藏、展示、交流、研究和产业开发作为目标，中国唯一的版画学术刊物《中国版画》、唯一的总结性年度专业刊物《中国版画年鉴》都在深圳落户。深圳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版画史论硕士点。同时，与版画相关联的印刷业也是深圳的龙头产业。艺术与产业的结合，带来了版画村的勃勃生机。

离牛湖村不远的坳顶村，还有一个五层高的碉楼，叫“保兴昌”，据说民国时是一个钱庄，也就是银行的前身。

现在这座碉楼和它身旁的几栋客家老房子，是一座民间图书馆：1510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很低调地隐藏在斑驳的村庄角落，但它的故事却很传奇。

让这座几近废弃的碉楼和民居重新活起来的人叫丁友江，是一个警察，别人都称他为“丁Sir”，他看上去是个粗放的人，内心却很柔软，偏爱收藏旧物件，对旧书尤有感情。据他回忆，当初他发现这个与垃圾场无异的地方时，便有了改造的冲动，他一砖一瓦地收拾，硬是把五层高的空筒子炮楼装修成了宫殿一样的场所，让“保兴昌”恢复了昔日“保地保人兼保物，兴人兴量自兴昌”的尊严。而那几栋破败的老房子也被收拾出来，成为即将化为纸浆的二手书的书库。1510图书馆是纯公益的图书馆，丁Sir开着自己的皮卡车，从废纸收购站把旧书一车一车地买回来，然后再无偿地供大众借阅，他用“求抱养”的方式鼓励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一起来阅读，每到周末、节假日，这里充盈着大人与小孩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