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论见 | 年鉴编纂出版的“识”“时”“史”“势”——以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获奖年鉴为例

□ 刘万专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多项年鉴出版物先后获评广东省优秀年鉴一等奖，年鉴编纂出版成为本地报业出版的特色产品之一。新时代需要回答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年鉴编纂出版需要围绕选题共识、功能定位、时效实用以及发展方向等层面进一步积累优势，持续发力，全面发挥好资治、资采、资编、资出版的作用。

【关键词】年鉴选题    年鉴功能与定位    年鉴趋势

2022年6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开展的深圳市2021卷年鉴质量评价活动揭晓，32部年鉴获评优秀。其中，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的《光明年鉴2021》获评一等年鉴，且为唯一一部获一等奖的区级年鉴；《罗湖年鉴（2021）》《园岭街道年鉴（2021）》获评二等年鉴；《盐田年鉴（2021）》《宝安年鉴（2021）》获评三等年鉴。从2018年以来，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在年鉴编纂出版方面就持续发力、屡获佳绩，连年都有本社版年鉴摘获广东省优秀年鉴评比一等奖。

年鉴出版物宏观上可以资治，微观处亦可资采、资编、资出版，成为报业出版的特色产品。如何进一步明确选题、凸显时效、充分挖掘史志内容价值，在准确把握行业趋势的同时，为党委、政府等领导机关和业务部门进行科学化决策提供重要线索、依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年鉴之“识”  达成选题共识

《现代汉语词典》定义“年鉴”为“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参考书”。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许家康先生对年鉴的定义是：年鉴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

唐朝大臣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上过。魏征逝世，太宗亲临吊唁，叹曰：“以铜为镜，可使穿戴之时，端庄齐整；以史为镜，可知历朝以来，存亡兴替；以人为镜，可观人之举措，以明本身得失，吾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已死，吾亡一镜矣。”北宋司马光历时19年主编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现代意义的“年鉴”始于16世纪的欧洲。现代中国年鉴是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归属于地域年度性、资料工具性的出版物。“务实”是年鉴的生命线，“求是”是年鉴的根本任务。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于2004年6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以强大的深圳报业集团为后盾，以传播好书、创举品牌、实现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在出版社成立第一个五年业务发展阶段，年鉴编纂便是“传播好书”目标之一。《深圳市卫生统计年鉴（2009）》（2010年6月版）鲜明体现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关于年鉴编纂出版的前瞻意识。对过往十余年有关年鉴编纂进行回顾，可梳理以下四点年鉴选题的共识：

一、密集信息

一本年鉴所收集的信息、资料，具有收录广泛、覆盖面广、容量巨大、内容概括、浓缩密集等特点，年鉴因此又被称作“信息库”“资料库”，所谓“集万卷于一书，缩一年为一瞬”。

二、年度题材

年鉴是一年一鉴，持续出版。正文的材料一般以年度为限，上限为元旦，下限为年底；超出此限的材料如确有刊载必要，惯常以“特载”专栏置于书前突出位置（一般的材料则置于书尾的附录部分）。《龙岗年鉴（2020）》即编发了“特载”文章2篇，一是时任区委书记的《在中国共产党深圳市龙岗区第六届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2019年12月30日），一是时任区长的《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15日）——虽然文件日期跨了年度，但其会期如一、主题如一，适合予以“特载”。

三、权威资料

年鉴多数为政府有关部门或相关行业、学术单位主办，一概要求选材严格，翔实可靠，而且经过有关领导或专家审查，在读者心目中有较高的权威感。目前深圳市各区年鉴均由相关区史志办主编。

四、鉴戒服务

“知往鉴来”是年鉴服务社会的根本宗旨。年鉴记载的是历史的缩影、历史的足迹，人们可以从中“以史为镜”，温故知新，解惑答疑，得到启迪；也可以为人们总结过去、分析现状、探索未来提供借鉴。

年鉴之“时”  时效与实用并举

出版产品林林总总，重大主题、文学文献、畅销流行不一而足。年鉴作为参考书、工具书，按一定的比例和检索方式编排，是人们在书山探宝、学海求知的“器”，学会和善于利用年鉴，无疑是做学问的一项基本功。为了高效做好年鉴编纂出版工作，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首先从机制体制上完善岗位设置，即在大编辑中心成立“机构合作事业部”，有备而来、有的放矢，让能干者上位、让上位者能干，充分发挥部门主任、责任编辑的业务水平与拓展能力。

年鉴编以年间——这里的“年”，应算时效。年鉴作为年刊，时效性即便不能和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相比，但在工具书家族中，年鉴是出版最及时的一种。国内许多工具书是多年修订出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等都是10年左右修订一次，《现代汉语词典》自1978年第1版出版至今，更新到了第7版，其间横亘四十余年。对比可见，年鉴一册涵一年、一年造一册，仍以规律性的、持续性的“时效”来体现其资料书、工具书特色。

年鉴传以致用——这里的“用”，是指对读者有用，读者能从中受益。往理论高度上靠，便是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也就是供给方（编者）应必须地、主动地、尽量地满足需求方（读者）的需要，提供有效供给。

纵观整个行业现状，年鉴体系中存在着“官书”和“史书”两种观念。“官书”观念，不考虑社会读者的需求，不考虑年鉴的社会效益；“史书”观念，片面强调存史价值，同样忽视当前读者的“实用”需要。近年来，年鉴时效性变差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时效性不强的年鉴，出版后使用价值大打折扣，甚至被束之高阁，成为摆设。当各种信息载体、大众传媒都在比速度、比效率之时，唯有年鉴在反其道而行之：出版周期不是越来越短，而是越来越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省级年鉴和中心城市的年鉴都能在次年10月底以前出版，其中一部分年鉴还能够在次年8、9月份问世，“3、6、9”（3月完成组稿，6月完成编辑加工和审稿，9月出版发行）成为整个年鉴界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而如今，能够在次年10月份出版的年鉴已成凤毛麟角。

时代“潮流”如此，难免泥沙俱下。如《盐田年鉴（2021）》《宝安年鉴（2021）》《光明年鉴（2021）》（以上为相应行政区2020年度基本情况）的正式出版均迟至2021年12月。事实上，早期的年鉴出版并没有这么拖拉，如《深圳市卫生统计年鉴（2009）》（行业2009年度基本情况），在2010年6月就已经印刷出版了。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背靠的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的新闻传媒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强调年鉴的时效性合情合理，不容置疑。早出书，有利于发行，有利于读者使用，有利于总结经验、安排下一年的工作。有鉴于此，出版社理应按照编纂精品年鉴的要求，制订缜密的年度编纂计划表，确定各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按照“年有计划、月有总结、旬有分析、周有汇报”的要求，逐一抓落实。

年鉴之“史”  史志价值待深挖

年鉴进入中国，便与中国传统的史书、志书联系起来，形成中国特色。这也发展性阐述了中国年鉴的定位，即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

《盐田年鉴（2021）》由深圳市盐田区委、区政府主管，盐田区档案馆、区地方志办公室具体承编，“编辑说明”介绍称：“（年鉴）系统记述2020年盐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读者了解和研究盐田提供依据，为今后续写《盐田区志》积累基本资料。”

年鉴与志书同属于“地方志”，“联系”大于“区别”，所以，要强化年鉴为志书编纂收集资料功能，主动承担地方志的资料收集任务。在发挥年鉴与志书各自“功能与定位”的同时，年鉴要借鉴和借助志书编纂的组织优势和体制优势，增强年鉴信息的权威性，全面提高年鉴的质量。

年鉴所反映的人、事、物经过时间的沉淀较为清晰可辨，可有效避免炒作和失实，更能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实。当然，与白纸黑字的书册典籍相比，策划编辑、责任编辑才是活生生的、拥有主观能动性的因素所在。

著名出版人、学者钱伯城先生在《观景楼杂著》自序中说：“还有一说，编辑不能成家，只能叫‘杂家’，这也含有一点轻视之意，‘打杂’的专家。我则认为‘杂家’不易做，他是审定判断专家或非专家著作的一家，他是‘衡文公’，衡天下人文章的，什么知识都要懂一点，非‘杂’不可，而且立足点更要高。”这段话充分表达了钱先生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和感悟，同样对做好编辑工作提出了颇具分量的学识要求。《易·乾》云者“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合理存疑、善于设问，或也裨益于年鉴编纂的义理渊薮和出版发行的闭环自洽。

深圳市光明区由国务院于2018年5月份同意设立，2018年9月19日正式挂牌成立。光明行政区虽然年纪小，其发展轨迹却以大步体现。《光明年鉴（2018）》与《光明年鉴（2021）》提供了前后两个年度十分清晰的同口径对比数据：常住人口59.68万、110.35万；地区生产总值850.12亿元、1100.77亿元；拥有专利1.22万件、2.07万件……为了进一步提高质量，增加信息含量，增强可读性，《光明年鉴（2021）》对类目、分目进行了新的调整和补充，目的即在于“进一步突出年度特色和地域特色，充分体现科学分类的要求”。从逻辑层面推进，这个“目的”考验的是编纂者如何认识和界定“年度特色”“地域特色”。

年鉴之“势”  内容形式双创新

一些地方政府的年鉴要么胪列材料、缺编乏纂，要么堆砌广告、生搬硬套，已经引起广大读者极大反感。在新时代，从内容到形式，年鉴仍有崭新的拓展空间留待编纂工作者去探索、实践。

内容方面，年鉴收录的都是当年的大事、新事、要事，就目前基本情况而言，其中一次文献占比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只占百分之二三十，这样的“年鉴”称之为“文献汇编”或者“图鉴”更加贴切。一次文献是指没有经过编选者编辑加工的原始性文件资料；二次文献又称线索性资料，通常是在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三次文献是指年鉴中专门约稿，并经过反复加工、严格审核的条目或文章。许家康先生曾给出建议：“一、二、三次文献在年鉴中的理想比例是1∶4∶5，即一次文献占l0%，二次文献占40%，三次文献占50%。”不过，在目前国内出版的地方年鉴中，达到或接近这一理想比例的还不是很多。显而易见，二次文献以其篇幅较小而有效信息容量较大、内容张力较强、检索十分方便而自成规模、自带流量。应当把增加二次文献比例作为年鉴内容规划的重要指标加以落实。

形式方面，数字年鉴也该提速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年鉴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年鉴和现在的电子年鉴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编纂网络化；出版周期短；存储含量大；检索途径多；服务更广泛。国内有些城市捷足先登，如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2020年3月20日就已经推出“数字方志平台”，线上协同年鉴编纂。如何在网络化、数字化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这对年鉴工作者来讲，既是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数字年鉴有关信息征集、在线编纂、数据档案、知识库、检索、小程序应用等重要板块都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水平提升而赢得更大的发展契机。

年鉴编纂出版工作需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用最新要求、最新理论和年鉴编纂知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开展依法编鉴，并充分利用设计之都、印刷重镇的雄厚力量为优质年鉴提供设计、装帧、印刷等技术支撑。诚如是，实现年鉴编纂出版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就绝不是一句空话了。

作者刘万专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编辑出版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