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罗湖第12期 | 廖虹雷:罗湖是深港经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2022-07-14 09:28


廖虹雷

1946年出生,世居深圳。1980年至1986年供职于罗湖区委宣传部。退休后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民俗文化研究,出版《深圳民俗寻踪》《收藏深圳岁月》等专著,曾获“中国人口文化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20多个奖项,曾获“深圳市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和“广东省优秀民间文艺家”称号,被称为“深圳本土民俗文化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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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时间:2022年6月20日

口述地点:新媒体大厦演播厅

采写撰稿: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我叫廖虹雷,出生在深圳阳台山脚下的山村,在罗湖生活了数十年。上世纪80年代在罗湖工作的6年里,我亲眼见证了罗湖凭着开拓拼搏精神和敢想敢干的先锋观念,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地和“窗口”。“三天一层楼”为代表的“深圳奇迹”发生在罗湖并为全世界所关注,都不是偶然的。

树影再长,离不开树根。罗湖是深圳经济特区最早开发的城区,与香港山水相依,交流密切。在改革开放初期,罗湖的干部群众把握先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落到实处,利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优势,抓住恢复过境耕作、实行联产承包的机会,率先发展与香港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在其中不仅涌现出特区人新的时间观念、价值观念,更成为深港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先行者”。

拿到110张“过境耕作证”,莲塘村“生态农业”成致富样板

在往来深圳和香港的口岸,有一个特殊通道,叫做“过境耕作口”。从上世纪50年代起,生活在深港边界的村民,凭着一种特殊的证件“过境耕作证”,可以到对岸香港去耕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境耕作曾被限制,1976年后重新恢复。罗湖区莲塘村就是在恢复之后拿到了“过境耕作证”的一个村。

1979年莲塘居民在香港新界的鸡场工作(何煌友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春江水暖鸭先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吹拂中国大江南北。莲塘村人抢先利用本村在香港新界的100多亩“飞地”(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地理位置不在其行政管辖区内)与香港五丰行合作,投资建立宝安县(深圳建市前身)首个饲养20万只鸡的现代化养殖场。莲塘村负责生产,鸡只由五丰行购销。莲塘村持有政府发放的110张“过境耕作证”,方便村民恢复过境耕作,到新界养鸡、种菜。

廖虹雷在古村考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因为当时在市、区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我经常到罗湖区的一些村了解情况,搜集典型事迹,采访记录下来,所以对这一块比较关注。莲塘村人在深圳河南岸的香港成批养鸡,产生大量的鸡粪却不方便运回村里肥田。鸡粪是养鱼的好饲料。于是,莲塘村人在“飞地”挖了几口大鱼塘投鸡粪喂鱼,鱼塘蓄了水也可以灌溉种地。养的鱼和种出的菜直接在香港卖出好价钱。有了菜场,他们接着办养猪场,进口良种猪,将卖剩的蔬菜喂猪。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做法是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如此一来,整个莲塘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集体经济也壮大了,村民有了盼头。上世纪70年代末期,莲塘村悄然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典型”。

42年前采访莲塘大队的笔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42年前采访莲塘大队的笔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随着莲塘村在边境河“打开缺口”,罗芳村、渔民村、罗湖村、向西村、蔡屋围村、上步村等等,都纷纷在香港“飞地”上种菜、养鱼、养鸡,实行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沿河边境村庄有了“家底”,接着盖厂房、建大厦、办商场,开酒楼,在全国率先涌现出渔民村、罗芳村、渔农村等一批万元户村。

后来,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莲塘村人利用罗湖地处深港边境的特点和条件狠抓发展,由以往的耕田种地农业为主逐步过渡到工业和商贸服务业全面发展,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采访中村支书看了6次表,“时间就是金钱”观念深入罗湖

1984年时我在罗湖区委宣传部供职。彼时罗湖有很多“实践出真知”的改革开放典型事迹,吸引着全国的媒体记者前来报道。我经常陪同他们一道采访罗湖的渔民村、向西村、蔡屋围村、罗芳村等城中村,这些也记录在我的采访本中。

其中,罗芳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与香港仅仅隔着一湾浅浅的深圳河。除了过境耕作被限制那段时期之外,村民一直去深圳河对岸的香港新界打鼓岭耕种。在1979年的时候,罗芳村的村民除了种稻谷以外,也在自家土地种蔬菜。不仅如此,村民们还将收割下来的蔬菜运到香港去卖。

1978年罗芳村过境耕作口,铁丝网对面村子为香港新界绞寮村(何煌友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4年4月20日,我陪同《人民日报》记者去采访罗芳村村支部书记陈天乐。我知道陈天乐很低调,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再加上他很忙,所以就没有预约,直接带着记者“闯”去他家。陈天乐正要出门,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来访有一点“不高兴”。后来,我用他们村里机械化程度高的见闻打开采访局面,也由此打开了陈天乐的“话匣子”。在交谈中,他说他这个村支部书记不是脱产的,夫妻俩承包了7亩地,要播种、施肥、浇水。早上他要割菜,趁菜鲜嫩挑去香港新界市场去卖个好价钱,如果晚半天,蔬菜就掉价了。

在采访中,他时不时抬手看表,我暗中计算他前后看了6次。后来临走时他对我说:“廖同志,不光工人、干部的时间值钱,农民的时间也值钱啊。我们这个边境小村庄,都离不开‘时间就是金钱’的经济规律。”这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罗湖的农民也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刷新观念啊。

1992年7月罗湖区罗芳村民机耕菜地。(梅玉文摄)

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在当时的深圳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更不是在报纸上、讲台上说一说,而是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观念,深深地被包括罗芳村人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特区人付诸实践。后来,罗芳村人还在村里建起一座座厂房,吸引港商回来投资办厂,经济越搞越活。

香港作家们被这热气腾腾的建设情景吸引住了,都执意要步行不坐车

随着改革开放的音讯越过深圳河南岸,香港的文化人敏锐捕捉到祖国大地激荡的改革开放春潮,毅然“探春”而上。

1980年4月20日,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带领7位香港作家首次访问深圳。我和其他三位深圳作家到罗湖桥迎接他们。同饮一江水,同源一血脉。在罗湖桥上,我们一见如故,满心欣喜。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广深铁路两旁的和平路、建设路开始大规模筑路、打桩和挖地基建高楼大厦,整个罗湖就像个工地,热火朝天,夜以继日。

香港作家们被这热气腾腾的情景吸引住了,都执意要步行采风,不坐车。他们走在高低不平、尘土滚滚的马路上,丝毫不介意。一路兴致勃勃,以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关注着这块正在创造奇迹的土地。

当时的香港同胞来罗湖,我们通常都会带他们到东门老街买点蚝豉、蚝油、荔枝等土特产,或是去位于东湖公园的深圳水库转转。香港作家们第一站来到东门老街,穿行在青墙黛瓦、鳞次栉比的街巷店铺中,倍感亲切,他们说有着“回乡”之感。

最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水库。这里是深港两地唇齿相依的缩影。香港作家们在深圳水库边的纪念馆里,看到周恩来总理生前关心香港同胞、亲自批示建设东深供水工程的珍贵历史记录,很是感动。记得刘以鬯无比感慨地说:“香港人从1965年初开始饮用的水,没想到倾注了中南海国家领导人决策的心血。东江水如同血液般流淌在香港同胞身上。祖国亲人和我们血浓于水。”

1980年,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剧协主席李门(左5)在深圳文锦渡采风,右3为廖虹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虽然那次访问时间比较短,但就此拉开了深港文化交流的序幕。此后,香港作家曾敏之等人常来深圳,罗湖都是必来交流和采风的一站。与此同时,深圳的作家也会去香港。罗湖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内容多且丰富,文体方面皆有。比如,罗湖艺术团是深圳首个业余歌舞艺术团体,1985年曾到香港上水、荃湾等地演出,反响热烈;体育方面,罗湖与香港新界在篮球、足球等方面的交流也很多。

1985年著名作家秦牧夫妇在罗湖区委采风。右三为散文大家秦牧,右二为秦牧夫人、作家紫风,左一为廖虹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当时罗湖声名远播,也吸引内地的一批文化名人前来采风,包括陈残云、秦牧、陈忠实等人。百年罗湖桥和文锦渡口岸的深港风景线,深南大道、国贸商业圈的建设场面,都给作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40多年过去了,罗湖一直秉承着深厚的先锋观念和文化积淀,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和香港的各种交流也得天独厚水到渠成。如今,新时代的新罗湖蹄疾步稳、笃行不怠,继续书写着“湾区枢纽、万象罗湖”和深港融合的新篇章。

编辑 梁晶晶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盛佳婉

(作者:深圳特区报记者 尹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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