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一个城市的治理，既要重视价值理性，也要重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意义在于为城市发展确立符合共识价值、正义价值的目标，特别是符合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价值。

只有将疫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只有优先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才能全心投入社会经济建设。

当前受全球第四波疫情流行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疫情水平快速上升，加之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更强，使我国疫情形势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下一步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深圳积极响应，在3月24日印发了《深圳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针对疫情防控和企业纾困提出了30项具体措施，预计减负超750亿。对于中央提出的“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深圳行动迅速，并已经取得一定效果。对深圳这样一个特大城市来说，如何才能更好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从理论角度分析，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要继续以“精准防”确保“稳增长”“惠民生”。图为深圳一企业生产车间，技术人员在岗位上忙碌着。 深圳特区报记者 何龙 摄

一 政策权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

价值理性是依据某种价值确立目标并采取符合价值要求的手段达成目标；工具理性则是以目标为导向去追求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一个城市的治理，既要重视价值理性，也要重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意义在于为城市发展确立符合共识价值、正义价值的目标，特别是符合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价值。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方法也同样必须符合共识性伦理，特别是伦理规范和道德精神。工具理性逻辑的治理手段运用和资源汇集有较强的目的性。为了凸显效率，需要借助大量科学技术手段和可计量的行政管理方式。在城市管理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可偏废，二者相互依赖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良好的城市治理模式。

面对疫情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政府该如何作出权衡？基于价值理性，深圳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精准防控，集中力量控制疫情。特别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突然侵入，深圳采取了更为精准的社区防控措施，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只有将疫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只有优先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才能全心投入社会经济建设。由此，社会经济秩序才可能迅速恢复，并有望以较快的速度超越疫情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这种措施就是一种价值理性的选择。

然而，要将价值理性付诸实践则需要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深圳自蛇口工业区创办以来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体现的就是效率精神。深圳在社会综合治理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贡献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网格化治理经验就来自深圳。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网格化治理成为疫情控制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是精准防控的关键。

二 精准治理：从细节处守护生命价值

新冠疫情是一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考验的不仅是应急管理能力，更重要的是社会综合治理能力，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从两年多来的抗疫表现看，深圳从细节入手，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行政执行追求的是高效，然而效率并不全然依靠“成本—收益”的数字来呈现，而是在细节上的具体体现，即照顾到每一个人。从理论上说，精细化治理的理论背景不只是效率行政，而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的生命政治学。学术界和实务界常把精准、精细化治理理论解释为科学范式下以效率为追求的行政管理，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实际上所有的治理都最终与具体的人和生命有关，好的治理一定是以生命政治哲学为价值基础的。也就是说，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必须注意个体是否受到伤害，或者得到尊重和照顾。

抗疫两年多的时间里，深圳较好地处理了居民的个性化需求。例如，3月份深圳个别街道疫情紧张的时期，有市民在深圳卫健委公众号留言个人求助信息，卫健委公众号立即回复“电话发我”，该居民的诉求很快得到解决。深圳的管理思维是“柔性的”，刚性规制下饱含了人文关怀。这也说明符合价值理性的治理是有温度的治理。

根据治理理论，“有温度”的治理实际是一种包容“例外”和“超常规”的治理。真正好的治理，不是执行效率有多高，而是能包容各种“例外”和“超常规”情形，能超越官僚制弊病。包容例外的本质是允许个别情况发生，并妥善地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包容例外并不是搞特权，也不是破坏规则，而是力图在集体行动的进程中保护每一个发生紧急和例外情况的人，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三 城市战略：着眼于未来的价值选择

治理是一种管理活动，它的对象是社会和人。治理是复杂的、动态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一以贯之的治理模式和方法。治理总是在应对和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在动态中寻求衡态。

治理是层级化的，国家层级的治理与基层社区的治理有着极大不同，国家层级的治理偏重宏观性，基层治理则主要面对的是微观社会事务。治理同时也是结构化的，以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应对和处理社会事务，不同部门和结构之间需要协调，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协同行动。因而治理本质上是综合的、动态的公共行政活动，需随时依据国家政策背景和地方实际情境调整治理思路和对策。

动态治理必须从现实情境考虑，特殊情况下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在目前一些地方的实践中，防疫仍是最主要的任务。不论从什么角度衡量，一旦疫情失控，造成的后果难以计量。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疫情防控是当前社会综合治理中的首要工作，为什么中央要强调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者并重，强调“双统筹”“双胜利”。因此，不论是当前的疫情防控还是未来城市发展战略，都应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

国家一直非常重视防疫对经济的影响，在具体政策实施上努力保证经济秩序不受太大的影响。2021年，中国是全球极少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说明了中国在抗疫形势严峻的情形下，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然而，也要看到，受国际形势和疫情的双重影响，许多中小微企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有的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有鉴于此，国家一方面要求各地严格疫情防控，坚持动态清零，另一方面提出一揽子纾困措施，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尽快渡过难关，以重振市场信心。

从组织理论上来说，价值理性应高于工具理性，人的生命价值重于机械的规则。从城市发展战略来说，疫情的确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通过继续以“精准防”确保“稳增长”“惠民生”，可以渡过这一难关，我们一定能通过“双统筹”取得“双胜利”。

（作者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特大城市治理逻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