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周期：人口、经济与传染病的博弈循环》 [美]查尔斯·肯尼 著 舍其 译 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2021年6月月版

■ 舍其

《瘟疫周期》是一部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也很契合当下的关注热点的著作。但本书并不是迎合热点的急就章，而是五年磨一剑，从2015年就开始准备，到2020年初才终于完工的，讲述人类与传染病惊心动魄的斗争史的一部著作。本书作者查尔斯·肯尼作为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十五年，也是美国非营利性智囊团“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员，他在书中提出“瘟疫周期”的概念究竟有多大价值，正在与新冠疫情斗争的我们，又能从这部著作中得到些什么启发，下面展开讨论。

我们先来说一说“瘟疫周期”这个概念。作者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讲起，指出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控制人口数量的因素有三个，就是疾病、饥荒和暴力，而瘟疫只是疾病中的一种。但是，瘟疫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起到的作用，却远远超过其他力量。人口数量上升带来经济发展，但也会让人类受到传染病伤害的风险增加；爆发瘟疫后人口数量下降，经济衰退，人类活动减少，瘟疫也随之消隐。这个瘟疫循环或者说瘟疫周期确实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也一直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紧箍咒。在人类文明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瘟疫夺走的生命远远超过饥荒和暴力的总和，以至于马尔萨斯提出的土地和资源能够支撑的人口数量上限几乎从来没有达到过。

不过，如果把“瘟疫”这个词理解得更宽泛一些，把传染病都包括进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时间尺度的瘟疫周期，以及这些瘟疫周期对人类发展的不同影响。很多传染性疾病都往往遵循周期模式。英文中有三个词分别表示不同规模、范围和频率的传染病，其中endemic表示在某地区经常出现的疾病，规模和死亡人数可以预计，可以翻译成“地方病”，比如季节性流感；epidemic表示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突然爆发的疾病，死亡人数超过预期，可能会每隔数年或数十年周期性复发，可以翻译成“流行病”，例如麻疹和天花；pandemic表示不仅死亡超过预期，而且传播到多个国家和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大规模疫病，可以翻译成“大流行”，例如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的黑死病，以及当下我们面对的新冠疫情。虽然历史上会大书特书的多半是第三种瘟疫周期，这一类大流行也确实总在给人类留下十室九空的伤痛，但实际上季节性和地方性流行病造成的死亡人数，长期来看并不比大流行逊色。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农业兴起带来传染病增加，卫生革命使传染病不再成为人类最大威胁，而今天因为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极大发展又迫使人类重新面对传染病的极大压力的这样一个循环，当成最大尺度的瘟疫周期。这几种不同尺度的瘟疫周期给人类带来了一波又一波冲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兴衰乃至更替，人类历史在这几种周期中循环往复同时也艰难前进。

这部著作主要讲述的就是人类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艰辛历程，介绍了传染病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卫生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探讨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和问题。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有多长，人类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就有多长。不过，史前人类受传染病的影响相对较小，到人类开始定居、农业逐渐兴起，战争和贸易日渐频繁，才有了传染病大显神威的机会。传染病决定着文明兴衰、霸业成败，极大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鼠疫给古代世界画上了句号，开启了文艺复兴。在传染病的影响下，全球帝国时代开始成形，而传染病的衰落推动了现代世界的经济滚滚向前。过去500年，传染病在全球的分布决定了哪些国家会被殖民以及被谁殖民，而过去50年也是一样，仍然是由抗击传染病的斗争改变了世界强权的面貌。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很容易认为现在的生活条件是理所当然，如果不去了解历史，就很难想象最近200年人类卫生革命的成就有多大。最近几十年，我们跨越了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全世界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死于传染性疾病的人数。古时候，因为传染病的存在，城市一直是人口黑洞，需要源源不断的乡村移民，才能保证城市不会衰落下去，城市人口的平均年龄也明显低于农村地区；而今天，卫生和医疗的进步大幅降低了死亡率，让城市化和全球化迈开了步伐。卫生革命带来的影响还包括，生育率大幅下降，解放了女性，使经济迅猛发展，也使全球教育爆发式增长，当然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只有在卫生革命之后，城市化和一体化才能摆脱传染病的束缚，也只有在有了疫苗和抗生素之后，城市化和一体化的进程才能走向全球。

这段历史中，詹纳发明牛痘疫苗后全球范围的接种运动让我特别动容。远洋轮船上的孩子们按计划依次感染牛痘，以保证所到达的地方都有刚好成熟的疫苗可用，这样的接力，这种薪火相传的方式，其实浓缩了人类对抗传染病的不懈努力，一代代人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19世纪所取得的进步主要是工程学和城市管理的功劳，而20世纪的进步可以说主要是由疫苗工作者、社区志愿者、药剂师、研究人员和制药产业取得的。今天我们已经消灭或接近消灭多种曾经肆虐全球的病毒，而剩下的那些对我们造成的威胁，不但越来越局限于部分地区，而且也没那么致命了。100年前的大流感，跟今天的新冠肺炎，就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来说都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也要看到，尽管有这样的成就和趋势，未来我们也还是必然会面临更多传染病的巨大威胁。伴随着文明进程，新的传染病也在不断进化出来。1980年以来，全世界记录了一万多起疫情，其中疾病的种类和疫情暴发的次数，都在逐年增加。我们这个世界将永远面临这样的风险，最近的新冠肺炎就是最好的证明。全球化和抗生素抗药性导致疾病威胁不断反复出现，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第三次流行病学转变”，而前两次分别是文明伊始传染病的兴起，以及过去一个半世纪传染病的衰落。与疾病的斗争让我们这个现代化、城市化、紧密关联的世界成为可能——但农业、城市化和全球化在面对新的传染病威胁时一直存在的风险并没有因此得以去除。

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心头经常涌起的感受之一是天地不仁。但这个“天地不仁”不是对天地的愤懑，而是认识到人类所在的自然界有其自然规律，就像爱因斯坦说的，“大自然没有恶意”。只不过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会觉得是对人类不仁。但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灵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有掌握自然规律并为我所用的能力，如果真的善加利用，人类应该是有机会走出困境，尽量降低传染病的威胁的。日新月异的科学进步、先进的卫生机构、通力合作的全球各国，都让我们在抗击疫情时跟彼特拉克面对鼠疫或蒙提祖马面对天花时比起来处境要好得多。夷平瘟疫周期，终结瘟疫循环，并非没有可能。

另一个感受是，人类抗击新冠肺炎这两年多的历史，完全就是数千年来人类抗击流行病历史的缩影。无论是疫情初期民众的一般反应，各国政府五花八门的应对手段，还是科学家争先恐后研发疫苗造福人类，以及不同人群的不同嘴脸，等等，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一一对应。这部著作成书于2020年初，因此对新冠疫情着墨不多，但读过之后，我相信你能更好地理解，新冠疫情为什么成了今天的局面。读史使人明智，我们会读到天地不仁，也会读到众生有情，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新冠疫情无疑是历史灾难，希望我们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