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晓进

2012年在首尔参加亚洲传播学年会时，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美国学者问：“你现在还读纸质报纸吗？”我回答说时常会读。他说他已经不读，进而问我坚持读报的原因。我说，除了纸质报纸较为易得（对我而言），主要是读报常会产生一种偶遇的快乐。

我说，当我打开一份报纸时，并未预设想要阅读的内容，也就是说通常不会为找某个特定内容去读报，只是一种习惯使然。这和数字端的阅读很不一样。就新闻而言的数字阅读，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总是通过搜索去寻找某个新闻，或在某个平台（门户网站、社交媒体、自媒体）获取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阅读由平台或朋友推送过来的内容。但读报不一样，常会在翻阅版面的时候，意外发现某篇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或消息。这种“欣遇”具有偶然性，于是我将这称为“偶遇的快乐”。

作为一家有责任感和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这种“偶遇”也应当成为一种必然。以专业化内容生产为己任的此类传媒，其选择、生产、把关、发布、传播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覆盖普遍的资讯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这种快乐，让读者能常常找到自己的“偶遇”，以至“欣于所遇”而“快然自足”。但今天再来审视这个议题或回顾我9年前向美国学者表述的观点时，会产生两点思考。

第一是这种“偶遇”生产力能否持续？众所周知，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数字时代陷入危机，版面骤减和内容结构性矛盾，客观上减少了“偶遇”的机会。对此，需要假以时日加以改变，最终更大的改变空间应当是数字端。

于是引出第二点思考：能否将这种“偶遇”延伸到大众传媒的数字端？如上所述，数字端的很多读者的信息消费充满功利性。一方面，这种功利性或懒惰型信息消费，会让人们的视野或阅读兴趣变窄，形成所谓“信息茧房”。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大众传媒为受众选择、生产优质内容的责任并无改变，这种责任的履行结果，应当让受众在数字端产生更多“偶遇”的机会。

保罗·莱文森在《新新媒介》中，将大众传媒在数字端的产品称为“新媒介”，而将社交媒体等UGC（用户生产内容）媒体称为“新新媒介”，并认为，新媒介虽然已经实现“按照使用者方便的时间去使用，而不是按照媒介确定的时间去使用”，但内容的生产与发布仍“要受编辑控制”。这是作为专业新闻生产机构的大众传媒的运行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传媒创造“偶遇的快乐”的能力必须也更可能延续到数字端。相对于大众传媒，数字端拥有更广阔的时空，理论上应当能够生产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进而大大提高“偶遇”的频率。

有了这样的理念和实践，受众在大众传媒的PC端（网站）和移动端（客户端和社交账户）这类单方向的内容发布平台上，就都有“偶遇”的机会。机会多了，就会产生黏性，进而有刚性阅读需求。

当天，笔者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偶遇”一篇文章。平常浏览该网站不到10分钟，但这天我停留在《盘点2021年21件第一次发生的事》上。仔细阅读这些“第一次”（其中包括“西藏首列动车投入运行”），给我带来了快感。这就是让“偶遇”向数字段延伸的一个实例。

（作者辜晓进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英文《深圳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