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湾圆桌 | 不可低估国际传播中的政治属性

马立明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这两个概念遭到有意或无意地混淆。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是发生在不同文化介质中的传播行为，比如美国嬉皮士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这种传播过程可理解为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时出现的现象，它是温和的、诗意的、富有弹性的。但是国际传播则有所不同，它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环，是某个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活动。某种程度上，它相当于一次文化上的行军。

国际传播带有更多的策略性与目的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为什么我们能接触到大量美国小说、电影、音乐、体育，但却接触不到加纳、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任何文化产品？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文化产业远远比加纳等国家强大，但另一个原因更应该值得重视：美国的文化产业是有策略性的，除了资本驱动外，还有政治的有意促动。这是美国大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在“文化帝国主义”的主导下，美国的国际传播也是一种带有价值观导向的行为，向非西方世界源源不断进行意识形态输出。

当我们讨论国际传播时，不能将它理解为“去政治化”的存在。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时，除了研究过如何技巧性打入中国市场（比如使用华裔演员），更重要的是带有美国核心价值观。有学者将其称为森林里的一枚果实，文化是外部的“果肉”，而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果核”。这种传播模式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与政治联合驱动的。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化”：令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好莱坞、漫威、麦当劳、NBA的渲染下成长，从而变成美国文化的天然消费者。这种策略内嵌于美国的传播策略之中，伴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在各个维度上充分言说。正如福柯所言，我们进入到一个规训和控制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产品在对受众进行有针对性地“内化”，受众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思想上的形塑，从而失去了文化主体性。

如果对每个案例进行剖析，结果会让我们感到丧气。多个打着理想主义的西方媒体、NGO、基金会，他们都打着普世价值或全球主义的情怀来到第三世界国家，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保护环境、保护人权、新闻自由等）。但是，如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所言，“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目的是维持这样的中心—边缘的结构”，让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显然更符合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些西方媒体、NGO、基金会，有可能是带有某种使命的“特洛伊木马”。

当下的国际社会，已经告别全球化时代的理想主义，从而进入到现实主义的维度之中。更加强调主权、民族、国家意志的现实主义范式，对国际社会的现状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国际传播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权力支配方式，强国对弱国不仅仅在政治、经济、科技上处于支配地位，在文化上依然享有极大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国际传播不像跨文化传播，它并不是茶话会，而是某种气氛激烈的话语博弈。

当下，中美关系仍然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我们也见到，美国使用他们的话语霸权，在对中国进行着抹黑与诋毁。尽管当下局面也有好转的可能，我们也不会放弃建设性的努力，但低估形势的复杂性，这一点恐怕并不明智。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显然要放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中考虑。

作者马立明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