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数字文化视野下国际传播新思路

常江

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不但改变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更将我们对文明和文化走向的理解，置入一种新的历史条件。

在数字时代，国际传播已经演变成一种传播主体多元、价值诉求多样、实践体系多维的日常行为模式。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终端，将所有国家、媒体、企业和个人“平等地”连接起来，并为彼此间的互动提供了畅通的管道，这似乎将传播的权力赋予了每一个数字网络中的“行动者”，并让国际话语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喧哗与骚动”。假如国际传播正在由一种“专业的”实践转变为一种“日常的”实践，那么“数字化”的力量究竟以何种方式介入国际传播的格局，并在全球话语场中塑造新的实践模式呢？

媒介理论家马克·杜兹（Mark Deuze）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包括三个基础要素，分别是参与性（participation）、修复性（remediation）和拼贴性（bricolage）。具体而言，也即强调数字文化是协同生产的、具有液化形态的，以及“超文本”的。与过去的媒介文化相比，数字文化具有高度的弹性（resilience），其内容生态为多元的，甚至是海量的传播主体共同生成；其文本则更加“去标准化”，并会随着时空语境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样态。

在数字文化的视野下，可知国际传播的边界比以往更加模糊，甚至国际传播究竟是什么也有了高度的不确定性。比如，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仍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吗？如今在欧美社交媒体如Twitter上出现的讨论，会被自然而然地“搬运”到中文互联网（如微博）上，这种“非国家化”传播结构，是不是一种可资探索的新实践？此外，原有理解国际传播机制和效果的观念体系，也须得到更新以解释日趋液态的现象，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数字文化体现为一种物质的“生活方式”的电子化和影像化，而不是经过规划和专业性生产的媒介产品。李子柒视频在YouTube的巨大成功，以及TikTok在欧美国家青少年群体中的广受欢迎，似乎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应当超越传统的实践模式。再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与传统模式相比，数字信息传播似乎更加显著地诉诸用户的情绪与情感。那么，在今天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也应当高度重视情感的力量吗？将国际传播实践把握为一种“共情传播”，会否有违国际传播固有的利益诉求？

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不能回避这些严肃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对两个问题的聚焦有着突出的意义。第一，既然绝大多数人类传播活动目前均已基于（理论上）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国际传播”并将其与其他类型的传播实践区分开来？第二，如果说国际传播的目标在于以国家或社群利益为诉求，而与他国或异文化的传播主体展开积极的、建设性的沟通，那么这种传播活动的“日常化”，又给具体的实践带来何种启发？只有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研究者和行动者才能准确把握国际传播的本质，实现新的突破。

在数字技术的赋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多元化的个体的生活方式拥有了较以往更多的合法性，这使得共识的达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而国际传播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总是有着“寻求认同”的务实目标。然而，无论技术环境如何变化，“于众声喧哗中寻求认同”应是国际传播始终如一的使命。而这一使命背后，则是对不同文明互联、互鉴体系的不懈构建。

编辑 刁瑜文  审读 李 诚  审核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