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曲悲歌

如今，所有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都已离开人世，关于那场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战争只留下一些零星的二手记忆。爱尔兰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的小说《漫漫长路》重拾祖辈的经历，以一战为历史背景，追溯了一个爱尔兰士兵的短暂一生。

《漫漫长路》 [爱尔兰]塞巴斯蒂安·巴里著苏福忠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2月版

我们看到巴里的叙事策略：故事悬念在一开始就被彻底取消，叙述者以现代人的目光见证着100年前，一个“生逢其时”的人如何出生和成长，仅仅为了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无尽地受难、并走向最后的死亡。我们无法阻挡——他在历史中和小说里——同时走向死亡的步伐，然而他一生的轨迹，却教我们瞥见历史的全貌。

参战之前，威利·邓恩是个普通的爱尔兰男孩，他柔弱而率真，崇拜做警察的父亲，梦想着和心上人结婚。参战之后，威利是个只能服从命令的普通士兵。他的人生尚未真正开始，就失去了所有选择的权利，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当然，威利自己选择加入战争，理由如此单纯和轻率，为了弥补身高不足六英尺的自卑心，为了父亲赞赏参战的只言片语，或者为了战争本身的正义、神圣和荣耀……年轻的男孩，一开始对战争抱有天真而模糊的热情。

没有任何人能够承受这些：瓦斯攻击如同一场寂静的噩梦，突如其来的炮轰，在泥泞的战壕中劳作，超负荷负重前行，漫长无尽的等待，寒冷、饥饿、战壕病，目睹活着的人如何变成一堆尸体残骸：朋友死去，敌人死去，持异见者死去。唯一共同的，是生命之血的耗损：

“深色的红血从那个可怕的窟窿流出来，流到了地板石头上，很快就会流出门口，流下那些花岗岩台阶。他的血还会溢过威克洛德花岗岩铺成的路，威利想，流进砌了石子的水沟，流进黑暗的污水沟。他的血还会流进维多利亚大水道，一路流去、流去，进入河流，进入大海。那是他的生命之血。”

在巴里的抒情描述之下，威利的恐惧和柔弱显得不合时宜却又如此充满人性。他感性地理解自己经历的一切：他杀死的那个德国士兵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敌对阵营的起义军士兵不过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被判枪决的杰西·柯万——不过失去了战争的目的，拒绝进行无意义的杀戮。威利开始怀疑世界上没有什么以正义为名的事业，能够合法地制造这样残酷、数量巨大的屠杀。

十七岁到二十一岁，这是一个人成年的开始，对于威利而言，却是生命的终结。虽然威利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却是那个时代普通士兵的缩影，他并不勇敢也并不聪明，是无数无名士兵的纸上幽灵，他提醒我们记得：威利式的死亡在那短短的四年发生了几千万次（士兵的骸骨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依旧挖掘不尽）。他被虚构的一生，那走向死亡的漫漫长路，诉说着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战争激发出每个人尚未了解的人性之恶——恐惧与欲望，仇恨与自私。巨量的痛苦超过了一个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只能转化成新的恶倾注于他者，唯一的规则是杀戮他者，以便从被杀戮的命运中逃脱。威利和他的同伴迷失在一个地狱般的世界里，人成为冰冷的武器本身，失去理智，丧失情感。当威利失去了对正义的认同，只能梦游一般地穿过战场：

“他在什么生命、什么名字、什么爱上行走，他是再也无法知道了，这些扁平的尸体再也发不出婉转的口哨声和人性的种种含义了。”

没有人理解战争，而战争也使一个人的行为变得无法理解，以至于我们只能视自身的经历为一个陌生的故事，一个和我们自身无关的东西。威利在死去之前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失去了希望，也失去了人类的信仰——真正的死亡反倒像一个迟到的恩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史学家们曾这样命名这场战争：世界大战（World war），用来代指这场战争规模之大，参与国家、人数之多，直到二战以前，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战争。唯一的进步似乎是武器的进步：机枪、炮弹和坦克——当年的士兵们，却以肉身之躯闯入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噩梦。比如威利来到前线后见识的那场毒气战——而他的上尉由于拒绝逃跑，在战争一开始就死在了战壕里。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出的《尤利西斯》，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历史是一场噩梦，我正努力从中醒来。”而这本《漫漫长路》如同这句话的重新演绎。通过对西线战事身临其境的描述，以及一代人悲剧命运的群像式呈现，塑造了一场漫长的战时噩梦。而我们读这样一部历史（战争）小说，不是为了缅怀英雄，纪念牺牲，回顾得失，而是尝试面对人类曾经犯下的错误，无数无法弥补的悲剧，一代人触目惊心的失败。所有现代人类的生活，只不过是历史废墟的延续。

小说在历史缺席的地方，让被历史吞噬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呼唤我们从噩梦中醒来。

延伸阅读

塞巴斯蒂安·巴里两种 |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绝密手稿》

[澳]李牧原译

2021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