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与工匠精神

科隆城的历史沧桑

20年里，我两次到科隆。20年前第一次时，我们从莱茵河上乘船进入科隆。第二次是2016年利用参加汉诺威工业展的机会，专门乘车到科隆旧地重游。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科隆是德国的第四大城市，排名在柏林、汉堡和慕尼黑之后。虽说是德国的第四大城市，但是与中国城市的规模相比还是比较小，城市面积405平方公里，相当于深圳的五分之一；人口100多万人，为深圳的十几分之一。但这座小巧秀丽的城市让人流连忘返。

这座城市里，游客们不管身在何处都能看到科隆大教堂。横跨莱茵河的霍亨索伦桥是城市的地标，桥身挂着的无数爱情之锁象征着坚贞的爱情。莱茵河公园可以用“绿”字形容，墨绿色的森林，青绿色的草地，其美景位列德国城市中的第一胜地、欧洲的第二公园。城市中的建筑千姿百态，中世纪的建筑古老厚重，现代建筑新潮多样，数不清的古迹让人感受到历史沧桑，五彩斑斓的文化让人能够领会到德国人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前面我在《日耳曼民族的崛起》一文里，讲述了德国早期的历史。当时罗马帝国以文明发达雄踞于欧洲，而德国还属于从北欧来的“蛮族”占领的地盘。“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就是清澈见底缓缓流淌的莱茵河。科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8年，是罗马帝国为阻挡蛮族入侵而在莱茵河边修建的一个军事要塞。

这是科隆第一次在历史上亮相。而“科隆”名字的来历与占领此地的古罗马帝国大将阿格里帕有关。他的外孙女阿格里皮娜后来嫁给皇帝当上了皇后，她请皇帝将她的出生地提升为城市，并取了一个很长的地名。“科隆”只是繁琐名字中前面的部分。

科隆第二次出名是在中世纪。这里成为宗教的天下，被称为“北方的罗马”。城市中建立了150多座教堂、修道院等。其中，科隆大教堂规模巨大，气势恢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德国北部沿海城市中出现了一个“汉莎同盟”，这是商人们为保护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同盟。科隆由于其水陆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而成为同盟中颇有影响力的成员。力量斗争的结果此涨彼消，城市的权力慢慢转到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手中。城市从神权的笼罩中解放出来，掌握生杀大权的大主教被赶走了，1475年科隆成为自由城市。

科隆的第三次兴盛期出现在欧洲工业革命中。1839年铁路修到科隆，与莱茵河上的河运联成一气，加强了科隆的交通枢纽地位。附近鲁尔煤田的大规模开发，解决了能源问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使科隆一跃成为德国近代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世界上第一台四冲程内燃机是由奥托在科隆造出来的。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

二战中，科隆遭到盟军空军的猛烈轰炸，全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战后科隆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竟然又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大城市。

壮观的科隆大教堂

论教堂，科隆大教堂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并称欧洲三大宗教建筑。

到科隆，当然先要参观科隆大教堂，在高耸入云的双塔教堂门前照相留影。但是教堂太高了，要是走到教堂门前才照相，想照一个双塔教堂的全景不太容易，照相机要有广角镜头才行。我照了一张，人却有点变形了，变成了一个长腿大汉。

科隆大教堂的正式名字叫圣·彼德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直到1880年才竣工，前后建了600多年，真有点难以想象。科隆大教堂是世界上目前最高的双塔教堂，150多米高，两座哥特式尖塔的高度不同，北塔高157.38米，南塔高157.31米，相差7厘米。教堂位于美丽的莱茵河岸边。如果上到教堂的高处，极目远望，长河如练，一马平川，大地披绿，远接天边，景色极其悦目。

大教堂规模宏大，有五个殿堂和长长的回廊。教堂中央有巨大的圣坛，据说这是德国教堂中最大的圣坛。圣坛前面有上百个座椅，时常坐满了听讲和祈祷的信徒。

人与物孰贵？人与教堂相比哪个更出名？科隆大教堂与马丁·路德都属于德国，但是要论其影响，马丁·路德更胜一筹。

中东产生的犹太教派生出基督教，传到欧洲迅速传播开来形成了燎原之势。基督教对于欧洲思想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基督教世界太大了，其内部产生争论而分裂，新教派另立山头是不难理解的，新教是其中重要的一支。新教挑战天主教，是基督教世界中一次极其重要的宗教事件。新教产生于德国，对天主教的挑战发生在德国，其领军人物马丁·路德是德国人。

马丁·路德1483年出生于埃斯莱本，这是德国东北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小镇，位于柏林与汉诺威中间的一个地方。后来这里建起了路德纪念馆建筑群，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挑战时，他还只是当地一名默默无名的修道士兼神学家。他之所以挑战教会，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已经变得十分腐败。罗马天主教会为了敛财贩卖赎罪券。教会宣称，行善可以赎罪，购买赎罪券能够为自己或他人减轻罪责。贩卖赎罪券让大量的财产流向了罗马教廷，必不可免地引起了广大教徒和德国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

不平则鸣。马丁·路德站出来了。一天早晨，他写了一篇《95条论纲》的宣言书，贴在了维腾贝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他的这一举动，本来是要引发公众讨论，这在教会内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是没有想到他的挑战极具杀伤力，引爆了一系列矛盾，最终导致了欧洲基督教会不可弥补的分裂。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是“宗教改革的开端”。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马丁·路德在论战中主要说了些什么。他提出了他神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因信称义”。赎罪不是通过善行达成的，而是上帝授予的，让获得救赎的人们体验到了一种“新生”的感觉。这就揭露了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与上帝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只是一种敛财的不光彩手段。

二是基督教的权威不是教皇，也不是大公会议，而是《圣经》，而教徒对《圣经》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他说：“每个人都是修道者”，“每个信徒都是祭司”。他认为，神职人员就没有必要扮演信徒和上帝之间的中介，他只是当好传道人就可以了。这样一来，神职人员最牛气的权力没有了，金饭碗被砸掉了。

三是并非只有当神职人员才能过上神圣的生活，信徒每天所做的各种事情，也是在行使上帝的旨意。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神职人员不用再禁欲了。马丁·路德自己结婚生子，他为自己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马丁·路德的观点有意思吧？他不但揭穿了天主教会敛财的骗局，让赎罪券卖不动了，而且改变了教会在信教者心目中的面目。追随上帝是出自于教徒自己心中的信仰，不关教会什么事。特别是最后一条，简直动摇了天主教教规的基础。我琢磨，马丁·路德说的“每天所行之事就是在行使上帝的旨意”这句话，与中国禅宗的理论有相通之处。如果一个信徒问如何顿悟得道？禅宗大师会说：“劈柴担水，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

有人可能会担心，马丁·路德的说法会不会让教徒们放纵自己的行为呢？想干啥就干啥，不就乱套了吗？不是的。将后来天主教与新教长时期里发展的历史对照起来看，应该说新教的理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更足。我们在下面讨论这个问题。

新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论新教，不能不说另外一个德国人，他名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韦伯的家乡在德国中部的图林根州埃尔富特市。他毕业于海德堡大学，先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斯·韦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书中写道，他在观察中发现：事实上，资本家和企业主、等级较高的熟练工人、现代企业受过较高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贸易人才，绝大多数是新教徒。他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这是一种“一世苦行”的清教主义，是他从“职业”观点中拓展而来的概念，是经济教化的一种形式。（彼得·沃森《德国天才》第3册，90—92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版）

“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87年12月第1版）“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 （同上，第127页）

如果我们对信仰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发展情况观察一番，可以发现韦伯的理论是有道理的。比如说，欧洲的德国（也包括说德语的国家，如瑞士等）、北美洲的美国等，以信仰新教为主，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好；而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南美洲的许多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经济发展情况普遍不如前者。

韦伯的新教理论对职业精神也有一些论述。例如，他认为，天主教徒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苦行僧式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赎罪；新教徒恰恰相反，以上帝之名履行自己的职责，将做好工作、积累财富看成是忠于上帝的一种“天职”。他说：“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9页）

从这一种“天职”概念，可以推导出对工作的专业精神。在韦伯看来，新教徒们为了身后能够进入天堂，就热爱职业、拼命努力，把工作（产品）做到极致。因此，所谓的“工匠精神”，绝对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多挣点钱而不得不做好工作，而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与信仰有关的精神追求。这样说来，德国人的工匠精神，也许与他们的精神追求有关。对上帝的信仰增强了他们对职业、对工作的热情和责任；内心深处对精神向上的无限追求，是保证他们工作中不断精益求精的不竭动力。

韦伯把德国人热爱职业、认真工作和具备工匠精神的原因，归于对上帝的信仰，归于忠于天职的精神。如果我们赞成韦伯的观点，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信奉无神论的中国人，能够具有德国人那样的工匠精神吗？或者说，要想达到德国人工匠精神的水平，是不是要改信基督教新教呢？当然不是。信奉无神论的中国人也具备很高的职业道德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一点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所证明。

那么，中国人工匠精神的理论源头又来自哪里呢？来自老子的“道”论。老子的道论告诉我们，要想做好任何事情，都要符合道的规律。凡事符合道，才能行得通；不符合道，就会碰壁。道是什么？道就是规律，就是合理，就是中庸，就是自然而然。如果你从事一项职业，热爱这项职业就符合道。通俗的说法是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如果你从事某项工作，或者生产一件产品，做到精益求精才符合道。因为只有工作做得好、产品做得精，工作成绩才能被认可，产品才能被消费者接受，你的事业才能做得长久。如果敷衍了事，粗制滥造，就会砸了自己牌子，没有办法再往下“玩”了。中国同仁堂药店那副有名的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符合道论，就是中国的工匠精神。因此，同仁堂的药品信誉卓著，同仁堂药店能够成为百年老店。

这样看来，中国人和德国人，虽然信仰不同，处世做事的方式也有差别，但是殊途可以同归，都可以拥有极佳的工匠精神。德国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企业，他们的产品质量享誉世界；而中国在这方面正在猛追快赶。例如，华为手机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品牌的手机之一，深受消费者的欢迎。虽然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还不如德国，但是相信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会追上来。若干年后，德国工业4.0与中国工业2025的发展轨道，在某一个点上会相交，将会撞出喜悦的火花，因为那时的世界会更美好。我对此坚信不疑。

编辑 李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