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区赤尾村位于深圳河中游北岸，从这里过河就是香港新界河套地区。历史上这里设有码头“赤尾渡”，清嘉庆《新安县志》载从赤尾渡出发，可通今香港马草垄渡，故而赤尾村历来是深圳通往港九地区的重要枢纽。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沦陷。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保护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组织在上海、桂林、重庆等地坚持抗日救亡运动的300多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将他们转移到尚未受到战火波及的香港。这批文化人到香港后，继续开展创办报刊、出版进步书籍、组织文艺汇演等抗日宣传活动，对港澳、内地乃至海外的抗战事业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1年12月8日，日军由深圳悍然进犯香港，很快突破九龙英军防线，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大肆搜捕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还贴出告示，限令他们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文化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处境非常危险。

早在日军侵入香港当天，中共中央就指示南方局周恩来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营救被困在香港的文化人，具体任务交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实施完成。在广东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细致擘画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游击队就抢救出包括300多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共800余人，分批将他们安全护送到大后方。这次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这场行动中，赤尾村作为重要中转站，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的部署下，游击队领导曾生、王作尧、梁鸿钧、杨康华等在龙华白石龙村制定了周密的营救方案，决定利用曾鸿文、林冲、蔡国梁三支短枪队开辟的东、西水陆秘密交通线，并做了具体分工。营救行动分水、陆两路进行，以陆路为主。陆路是把文化人先安全护送到香港新界，经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到达赤尾村，再往北穿过宝深公路，翻越梅林坳，抵达白石龙。这条路线“是营救行动的主要交通线，也是营救人员最多的路线”。

中国文化名人撤离香港时通过的福田赤尾村渡口遗址。

关于这条营救线路，王作尧回忆首先“在香港组织好文化人，从香港用船送他们偷渡到九龙，这段路线由刘少文同志负责布置，潘静安、李建行、何鼎华、吴济生、何竺、何启明等同志执行；我负责布置九龙到白石龙沿途的警戒、设法筹款、解决吃饭问题”，曾生负责在白石龙一带的接待工作。从九龙到白石龙的护送任务，又细分为四段。第一段从九龙市区到荃湾，由黄高阳短枪队负责；第二段从荃湾至元朗十八乡一带，由林冲带一个排负责；第三段从元朗大帽山至落马洲一线，由曾鸿文、钟清的短枪队负责。第四段则从落马洲过深圳河，抵达赤尾村后再去白石龙，由游击队大队部警卫班护送。茅盾、邹韬奋等首批被营救的文化人，即通过这条线路安全撤离。

1941年，抗战文化人在香港的留影。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洪遒、廖梦醒、欧阳予倩。

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回忆，1942年1月9日，营救文化人行动正式展开，第一批营救对象包括邹韬奋、茅盾夫妇、廖沫沙、胡绳、胡风等20多人。他（她）们换上广东人常穿的“唐装”，挎着小包袱，扮成“难民”混在难民中逃离香港。交通员李锦荣带他们到铜锣湾避风塘渡口。茅盾生动描述了这批“偷渡”者：“‘一群漏网之鱼’代表着五六个省，有‘肥佬’，有高度的近视眼，有大病后还在拉痢的，有中年妇人，有妙龄女郎，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

如何从港岛转移到九龙，茅盾回忆“偷过港九海面的封锁线得坐小划子，这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敌人在海边放得有步哨，看见偷渡的划子就要射击，而在海上，还有巡逻电艇，也是对付偷渡者的。”在潘柱的向导下，首批被营救的文化人分别乘坐三艇有竹席蓬的小船，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飞快地冲向海峡，划向对岸，“偷渡”成功。几天内，又有数百名文化人转移到九龙秘密交通站。

10日凌晨，茅盾、邹韬奋等来到九龙秘密接待站，休整集中。11日清晨，王作尧调派最得力的交通员何鼎华、沈标、谢愚照、麦容、赵林等，负责护送文化名人离开九龙向元朗出发。他们混入从香港回内地的难民流中，经过九华山径到荃湾，再往宝安白石龙方向撤离。

11日傍晚，在短枪队护送下，邹韬奋、茅盾、戈宝权等从荃湾爬上翻越大帽山的崎岖小路。这条路上常有“大哥”（绿林好汉）出没。然而在大营救期间，这些“大哥”“不但不收‘通行费’，还白赔了茶水，白赔了饭食，白赔了挑行李的伕子们的挑费。他们肯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愿意不买东江游击队曾大队长（笔者按：指曾鸿文）的账，因为他们知道大队长是一个打日本仔的好男儿。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要打日本仔的好男儿。”

翻过大帽山后，就到了元朗十八乡，这里大塘村杨家祠“是我们的接待站，已经聚集有由交通员带回来的一百多“难民”了。茅盾等人在杨家祠交通站休息一晚。“白皮红心”的元朗乡长，还为经过十八乡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签发了“难民回乡证明”，方便他们通过日伪的哨卡。

1月12日清晨，在短枪队的暗中护送下，茅盾等“经元朗、落马洲，到深圳河边，乘船过渡到北岸赤尾村。”从深圳河南岸坐渡船到赤尾村，花了半个多小时，“三十多分钟以后，三条木船都靠了岸；这是宝安县属，是沦陷区……岸上有三个日本兵，他们是来检查我们的护照（元朗伪组织所发的）并点验人数。”

赤尾村民旧时摆渡过境耕作情形。

赤尾村虽在沦陷区，但驻守的日军少，更为重要的是赤尾村也是游击队设在日军封锁线上的一个基地，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深圳地区恢复的第一个党总支部——深圳总支部所在地，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与东江抗日游击队联系和转运物资的秘密交通站之一，群众基础好。

紧张的撤离途中，邹韬奋的脚扭伤了，有些年岁较大行动较慢的人，需在赤尾村过夜，而从元朗动身较早，行动较快的人，在这里吃过午饭后，就继续前进了。茅盾在《脱险杂记》中提到：“后来，知道今天决定在这里（指赤尾村）过宿，刚才和‘向导’同来的两三个陌生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这里的伪乡长，他们答应借一排平房给我们过夜。”交通员和“白皮红心”的伪乡长做好“难民”的食宿等接待工作，安排邹韬奋、茅盾夫妇等文化名人到赤尾小学和民房中过夜。

赤尾村老房子，今已拆除。（张一兵 摄影）

第二天（13日）在赤尾村吃过早饭后，交通员带邹韬奋、茅盾等人往白石龙进发。曾生回忆“从赤尾村往北要通过宝深公路，日军设有岗哨，不时有军车和巡逻队来往。但当时公路上从香港来的难民也很多”。在当地伪乡长的掩护下，文化人混在难民流中顺利通过了日军的岗哨。交通员李和回忆当时梅林坳荆棘丛生，崎岖难行，这些文化人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山路，他们几乎是爬行的。

一批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接踵而至，经赤尾村中转至白石龙村。王作尧回忆“就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我们接待过三百多位闻名中外的作家、艺术家、名记者，以及各方面的民主人士。”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从日寇屠刀下抢救出数百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乎所有人都各自奔向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福田赤尾村，这个营救中国文化精英撤离香港的主要交通线上的重要中转站，也在特区土地上留下了珍贵独特的红色印记。

（来源：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

实习编辑 李依林 审核 谭凤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