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原来有鸿沟，经由学生身份转化，使鸿沟得以弥合，使原本对立的阶级，可以流动，不至于固化。

汉人喜欢那个“太”字。战国楚简里就有“大一生水”，那“大一”，就是“太一”。

汉人跟着《楚辞》的叫法，把最高神和宇宙本体，都叫“太一”；把最高的思想和宇宙基本规律，叫做“太玄”；把最高的学问和学府，叫做“太学”。“太学”之名，虽说始见于周，但却是汉人叫出来的，《大戴记·保傅》曰：“帝入太学,承师问道。”

周太学，又名大学，其于天子，曰辟雍，于诸侯，则曰泮宫。然，辟雍和泮宫，非纯教育机构，亦为国家议事机关，如议会，但凡祭祀、宴庆、选士、议战、赏功等国事活动，皆行于其中，贵族子弟都在此学习政治。如此，便将太庙、太学、太史放在一起了。

太庙代表礼制文明，太史代表史官文化，把太学放在它们之间，反映了教育方针，是向祖宗学习，向历史学习，也指明了教育方向，为王朝培养接班人。周太学是一种政治文化的规划，是颇具理想色彩的制度安排，其实，它只在汉人的说法里存在，而未见真有什么太学传承下来，连个遗址遗物都未留下。

说是汉从周，其实从的都是汉人自家说法，周太学以及更早的太学是个什么样子？我们都是通过汉人的说法才知道的，董仲舒怎么说的，郑玄怎么说的，从他们的说法里，我们才知道那时“大学曰成均”或“上庠”，才知道夏商周都有大学。

汉初，只有私学，未有官学，汉武帝罢黜百家，始立太学于京师，始有官学。初起时，只设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名，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至新莽时，于长安城南，筑学舍区，博士弟子扩张到万余人，东汉顺帝时，扩建洛阳太学，扩招太学生达三万，成了一支文化大军。

洛阳太学，始作于光武帝刘秀，明、章二帝继起而发扬之，东汉末年，国运虽衰，国学未衰，且参与朝政。自始，历时五百多年，历经东汉、魏晋、北魏，于王朝兴亡之际，政权更迭时，即便三国分争、五胡乱华、南北朝立，它也昂昂然立于河洛之地，虽在乱世中，依然作了文化中国的标志，守住了中华文明的本体。

先秦政治，以贵族为主体，因政治下行至士，而称士人政治，西汉加以农民起义，转向平民政治，东汉又加以学生学习参政，开了学生政治的历史新趋势。

贵族政治与平民政治原来有鸿沟，经由学生身份转化，使鸿沟得以弥合，使原本对立的阶级，可以流动，不至于固化，将贵族与平民的子弟融合，于是，学历取代等级，才华掩盖身世，终于在贵族与平民之间找到了学而优的平衡点。

洛阳太学生，或称诸生，来自全国各地，初期，多为官宦子弟，后来，规模扩大，不断扩招，平民子弟也可入学，入学方式，或为考试录取，或由推荐保送。

招生时，既论德才，亦观仪表，初以年龄限，限于十八岁，后因神童至，幼能通经，为童子郎，始不限年龄。诸生之中，有官奉，也有自费，有住校，也有居校外，多富者，亦有贫者，半工半读。诸生学风，重自学，多研讨。

学成后，朝廷以德才标准安排诸生从政，从此开了学生新政，虽说“小荷才露尖尖角”，却是一代又一代政治新人对旧体制的不断刷新——赋能旧邦，其命维新，其于学术与政治两面，都具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天下观的理想性，使国家有了新的国运。

国运兴邦，给日渐式微的东汉末年注入了新希望，明、章二帝以后，汉运转衰，外戚与宦官分别主导官场，好在国运方兴，在王朝的黑暗处，有了一种新的青春力量的担当，迸发出文化中国的理想之光。

太学新政始于盐铁会议，东汉时，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都有他们参与，逐渐形成清议群体。据《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言，汉末，国命委于宦官，士子羞与为伍，太学成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论坛，故“清议”，称“学中之语”，又称“公议”。 盖因太学所聚，乃天下之士，诸生来自全国各地，故诸生所言，又称“乡里之音”，为诸生所认可的言论，即为公议。汉光武至明、章二帝，都来太学坐明堂，以示关怀，或亲自讲经学。

（作者系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