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何时再执器官移植手术刀？深大学子深度调查深圳器官捐献现状

4月28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毕业设计答辩。在今年的毕业设计作品中，大四学生吴莹、孙鑫、廖兴、潘秀坤、刘震、黄麒珊经过近半年的深入调查，针对深圳器官捐献的现状，撰写了《逝去与重生——深圳器官捐献现状调查》一文。读特记者作为指导老师，参与了这一报道的采写过程。现节选该作品部分章节刊登。

深大毕设答辩现场，“未已小组“在进行“逝去与重生”作品答辩。

同学们将毕设作品印刷成册。

 4月22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深圳分中心”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三院）正式挂牌，这也意味着，深圳终于有了首个器官移植中心。尽管目前市三院还没有获得移植资格。

首个器官移植中心的挂牌在提醒着人们一个事实：如今无论是捐献人次、普及度还是立法都走在中国城市前列的深圳，却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实现器官移植。这种尴尬局面是如何形成的，而新的器官移植中心的成立能够改变这一情况？

稀缺供体挡住康复路

张女士，38岁。在五洲综合医院门口见到刚做完透析的她时，我竟有些诧异。开朗热情的笑容和时尚大方的打扮，让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与一个透析了19年的尿毒症患者联系起来。

“马上就要满20年了。”张女士感慨说道。19岁那年，刚生完孩子的她不幸被检测出患有尿毒症，4个月后，她听从医生的意见开始了血液透析。

“刚开始医生跟我说要终身透析，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理解终身的概念。我以为透一透就好了，没想到一透就是19年。”说完，张女士让我们看了看她的腹部，一道十余厘米的疤痕触目惊心。原来，漫长的透析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几乎压垮这个刚刚组建的三口之家。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生活压力，一个本该享受青春韶华的女孩，曾做出自杀的举动。

当我提起关于肾移植的事情，张女士突然提高了嗓门，言语中难掩激动。“我太想移植了！我还那么年轻！我身体状况很好！19年了，我透析也没有产生其他不良反应。如果可以移植，我一定能成功！”

“可是我也知道很难。”现实的情况让张女士又恢复了平静。目前张女士拮据的经济状况和医院紧缺的肾源，让她只能默默接受现实。    

在深圳，与张女士情况类似的人还有很多，大量肝、肾等器官移植患者迫切地等待器官源是不争的事实。大多数尿毒症患者，只能通过血液透析来排除体内的毒素，维持生命。

“在深圳因为尿毒症做透析的患者有5000多人，而换了肾的只有1100人。”深圳肾病病友互助会会长梅卫东说。

“谁给我换个肾我就嫁给他，不管他多老。”一个患有尿毒症的女孩甚至这样说。稀缺的肾资源成了她和几乎所有肾病患者生的希望。

根据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截至2016年4月，深圳全市角膜捐献总共791例，遗体捐献264例，多器官捐献203例，这个数据在我国一线城市中位列第一。

然而相对于庞大的需求来说，这个数字仍然杯水车薪。

根据中国器官捐献网发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有150万人需要多器官移植，只有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供需比例只有1:150，器官捐献率仅为0.6/百万人，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按照中国器官捐献网的说法，深圳市如果以1500万人口来算，器官捐献率仅为2.3/100万人。尽管少得可怜，但这个数字在国内已遥遥领先。

“目前在黑市上，买一个肾要30万左右。”梅会长说。器官移植供需矛盾还引发了诸如黑市等社会乱象。

被迫取消资质   捐献实现难

2008年，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见到黄朝（化名）时，他已如沉睡的婴儿般安静地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整个病房只有呼吸机发出的声音在回旋。那时的他对肢体压迫已毫无反应，接近于脑死亡，家属签了全器官捐献志愿书。然而，还没等到专家团队赶过来，黄朝就出现了器官衰竭的状况，最终捐献失败。

“为什么做件好事这么难。”黄朝的家属抱着高敏痛哭。“要是有移植医院就好了。”高敏用手背擦了泛着泪光的眼角。

“深圳现在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实现器官移植手术，要到广州去。眼角膜可以在捐献者死亡6小时内摘除，但是肝、肾摘除手术必须马上进行。”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说道。

事实上，深圳有过3间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2007年6月，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通过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审核的医院；2011年7月，深圳市人民医院和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二院）成为心脏死亡捐献肝肾脏移植试点医院。

然而，2015年2月，在国家卫生部发布的169家器官移植医院名单上，只有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具备移植资格。

在2013年，深圳市人民医院和二院被取消了试点资格。“医院要做够例数才能获得移植资格。”二院移植科副主任戴澄解释道。国家卫生部2011年4月26日发文称，试点医院在试点期间需完成10例心脏死亡捐献，未达到此标准，将被取消移植资质。

2006年上半年，二院引入移植专家团队，戴澄和移植科主任王平就是其中的成员。“2011年获得移植试点资格后，我们只做过一例肝移植和一例肾移植，所以被取消了资格。”戴澄说。

缺人才更缺钱

如今，二院移植科只剩下戴澄和王平两名医生，他们仅负责给做过器官移植的患者开药。二院的院长办公室主任帅飞飞称，由于移植科的医生大多已被调走，缺乏专业人才，医院无法开展器官移植工作，“目前我们医院的移植科是全线瘫痪的。”

“没有团队，单靠一两个人很难开展这项工作。”深圳肾友会会长梅卫东说道。《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申请办理器官移植资格医院必须有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执业医师和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团队。

在广州13家具备移植资格的医院中，有10家自2007年起就拥有了相应资质，而在1996年，最早开展移植事业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在黄洁夫教授和郑克立教授带领下组建了器官移植科，形成如今以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为带领人的11人专家团队。

作为中山一院专家团队成员之一的袁小鹏说：“深圳很多医生都是临时调过来的，在观念上很难达成完全的统一，所以团队的感觉就会相应差一点。”对此，蛇口人民医院ICU主任徐波也提到，深圳各大医院曾引进很多人才，但最终还是很难形成一个坚固的团队。“原因大多是有内耗，一个移植科三个学科带头人，南派、北派、欧美派等很难融合，各自为政，最终整体发展很难达到好的效果。”

同时，在广州13家具备移植资格的医院中，有8家是高校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往往医院的发展还是要依附高校医学院的学术资源。”袁小鹏解释道。

但深圳大学医学院2008年刚成立，与广州其他具备30年以上历史的医学院存在着差距，缺乏历史底蕴。“所以总体来说，深圳器官移植技术整体不行。”袁小鹏说。

此外，天价的成本也让深圳各大医院在器官移植的路上望而却步。

据统计，医院前期的设备投入大概需要3000万，“这些设备早期都是靠院长的科研基金，按科研仪器购买的，要不然也很难启动。”袁教授说。

同时，移植成本颇高。以肾移植为例，器官的保存液每袋接近5000元，一次手术会消耗三袋。摘取下来的器官放到机器上保存，一次成本为3万。“所以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袁小鹏补充道，“专家团队、鉴定团队、协调员与运输团队等都是需要工资的，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OPO兼职协调员陈岗说道。

一年做移植手术少于30例，从经营角度来看是亏本的，收支不平衡就难以维持下去，最后，医院就会停掉这个项目。而陈岗也表示，广东省政府卫生部门对器官移植没有专项补贴资金，所以移植医院的所有费用都是要靠自己消化。

无移植医院的尴尬：术后维护艰辛

移植手术后的病人如果需要术后护理，必须回到原医院，这给异地手术的移植患者造成了很多不便。这一点，深圳市肾友会会长梅卫东深有体会。

2009年，梅卫东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做了肾脏移植手术，但术后的检查和护理却成为了他生活中的又一个大麻烦。

移植手术后，三个月内两天复查一次，三个月后一个月复查一次。“深圳市肾友会做过器官移植的1300位成员，手术和复查都得到广州。跑广州的车费、饭钱和找黄牛挂号的费用都增加了我们的开支，自己也很辛苦。”梅卫东摇了摇头，眉头紧皱。

“如果肾移植患者不在深圳做手术，深圳的医生就无法掌握病人的详细情况，贸然给患者调药，一旦产生不良反应，医生难担重责，所以术后病人还要回到这个医院复查。”深圳宝兴医院血液净外科的马彬说。

深圳在积极争取中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深圳都亟需一个能够服务于市民的移植医院。”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卫计委）医政处冯先生说道。

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陈竺来深调研时，深圳有领导向其提出，盼望深圳尽早拥有一家具备多器官移植资格的医院。

“3月28日开始，深圳市卫计委与深圳市红十字会进行沟通，开始修缮《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促进深圳器官捐献移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深圳市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王岭称。

而就在4月22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深圳分中心”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三院）正式挂牌，“我们团队将协助市三院尽快申请通过移植医院的资质。”陈岗补充道。

“我们对医院的态度一直是指引配合，如果医院有意申请移植资格，我们会积极与国家卫生部沟通，实现程序便利化。”冯先生说。

“医院的领导和卫计委的沟通很重要，达成共识，维持学术和专业的完整性。”陈岗在回答关于如何进一步促进深圳医院获得移植资格的问题时也表示，“广州的卫生局和医院的关系很好，管理医院的方式也很灵活，大家达成了共识，所以深圳卫计委，政府，红十字会可以联合起来，吸引人才，打造一流的团队。”

作者：吴莹、孙鑫、廖兴、潘秀坤、刘震、黄麒珊（作者系深圳大学学生）

指导老师：辜晓进  韩文嘉

编辑 莫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