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失衡主要发生在农村,但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适婚年龄女性在参与城镇劳动力市场时,有很多人在城镇婚姻市场找到配偶。在农村婚姻市场,“剩男”本来就因性别比失衡而存在,农村女性进入城镇婚姻市场,进一步减少了能够匹配的女性,使本来就失衡的农村婚姻市场被挤压得更加失衡。农村婚姻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剩男”。
城镇婚姻市场也存在失衡,主要原因来自年轻人口队列受教育结构的快速变化。中国人口教育结构的特征一直是男性高于女性,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年轻队列开始赶上甚至超过男性。这些高学历女性主要聚集在城镇婚姻市场,传统的“男高女低”匹配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高学历女性择偶困难。
另外,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朝着技能偏好型演进,教育回报率高,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从婚姻中得到的相对收益减少,减少了她们择偶的激励。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城镇婚姻市场的高学历“剩女”现象。
本文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视为接受了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观察这个群体不同年龄队列的性别变化,可以看出,女性所占比例在持续提高:把45~64岁阶段视为婚姻市场上的大龄人口,女性在高学历人群中的比例徘徊在30%~40%之间。但在更年轻的队列中,女性所占比例持续提高,在28岁队列开始超过50%。由于大学阶段是重要的婚姻市场,很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男女,在这里结识了自己未来的配偶。仅仅从这个性别比变化,便能理解城镇高学历剩女出现的原因:大学生中的男女比例由2∶1,下降到1∶1,甚至更低。
按照中国的婚姻法,年龄满20周岁是女性结婚的最低门槛。由于结婚前会有搜寻阶段,那么,高等教育阶段与适婚年龄是重合的,学业会减少女性在婚姻市场的搜寻和推迟结婚,对婚姻产生不利影响。以处于适婚年龄的25~34岁女性为例,如果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比如研究生,在学还是已毕业,会显著影响结婚选择。在本科及以下的样本中,2000年和2005年,已毕业者和总样本的结婚率是无差异的: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几乎都已完成了相关阶段的教育。但在研究生群体内,差异很显著:已毕业的女研究生,结婚率从2000年的89.2%下降到2005年的76%;但是,把在学研究生包括进来,女研究生的结婚率从85.4%下降到69.9%。可以判断:学业显著影响了高学历女性的婚姻选择。
另外,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有配偶的比例越低,这不仅是一个典型事实,而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内,2005年的有配偶比例比2000年显著下降了。
初婚年龄的差异提供了婚姻匹配的重要信息,我们从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的初婚年龄差异来理解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利地位。首先,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高。受教育时间延长,必然推迟进入婚姻市场,从而提高结婚年龄。其次,初婚年龄是相对稳定的。在2000~2005年,在每个受教育群体内,初婚年龄的变化不大。进一步观察25~34岁年龄组的女性,发现有轻微提高:高中到本科,提高了0.1~0.2岁;研究生则提高了0.6岁。
女研究生的初婚年龄为25.2~25.3岁,从这个事实可以推论出另一个重要事实:那些择偶成功的女研究生,其婚姻市场搜寻主要发生在大学和研究生读书阶段。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果以受教育者兼顾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的成功作为目标,其内容设计就需要改革。应该将这个信息主动提供给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在读学生:除了读书和获取知识,这里还是重要的婚姻市场;在大学或研究生院里,能遇到未来的配偶。
教育结构变化导致城镇婚姻市场失衡,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女研究生群体。统计结果显示,2000~2010年,男女研究生的结婚率都在显著下降。2010年,女研究生的结婚率下降到50%以下。在25~34岁这个适婚阶段下降尤其明显。这里的研究生包括在校生和毕业生。由于研究生在不同年份招生数量不同,比较总样本中结婚率的变化,只能提供一个大致信息。
可以推断,30~34岁和35~39岁队列,在读研究生会越来越少。这两个年龄组中有配偶的比例在2005~2010年期间下降幅度比2000~2005年更大。使用2000~2005年数据分析研究生婚姻的变化趋势,会低估2005年以后的真实下降趋势。换言之,女研究生今天在婚姻市场的表现,可能要比本文的估计结果更严重。
社会环境在变化,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队列的婚姻选择是有差异的。要想准确评价结婚率的长期变化,需要更长时间的观测和研究,以确保这个变化能充分显示出来。在当前的数据条件下,对估计结果的解读要谨慎。为确保估计结果既符合事实,又有足够的样本数量,需要对年龄区间进行选择:年龄太小,研究生还没有进入婚姻市场或者还允许他/她有进一步搜寻的可能;选择年龄队列的策略,要兼顾估计效率和足够样本。
高校扩招缩小了接受高等教育群体的性别差异。这个影响尤其体现在研究生阶段。在20~29岁年龄组,2010年,女性已经超过了男性。换言之,新入学的研究生,以女性为主。
如果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相当或略低的配偶,在35岁以上的研究生中,因男性比例更高,女性容易找到相匹配的配偶;在34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性别比变得对女性不利,如果匹配模式不变,则接受了研究生教育的女性,更难找到相应配偶:受教育水平提高,使她们同时面临年龄增大和候选配偶减少双重风险。
婚姻市场上不同受教育群体是怎样匹配的呢?按照婚姻阶层假说,在正常情况下,男女都会偏好同一个阶层的异性。但是,如果男性出现了减少,则男性会娶到更多高阶层的女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法国的青年男子减少,高阶层的女性只好“下嫁”低阶层的男性。
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其所处阶层的代理变量,2000~2005年,婚姻匹配的基本模式是丈夫的受教育水平高于或等于妻子。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中,这个偏好仍然存在,而且没有发生改变的迹象:2000年,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女性,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为69.2%,2005年为73.6%;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女性,其丈夫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64.4%和65%;女研究生能嫁的丈夫最高受教育分类也是研究生,两个年份的比例分别为48.1%和48.6%。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对丈夫的受教育程度要求没有改变:如果找不到受教育程度相当或更高的丈夫,她们可能会选择单身。
反过来,男性则愿意找一个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妻子,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比例越大。高校扩招改变了高等教育群体的性别比,但女性寻找配偶的模式并未变化,使她们匹配失败的风险增大。面对女大学毕业生的增加,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匹配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男性,其妻子受教育程度相等或更高的比例,由38.4%上升到49%;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男性,其妻子受教育水平相等或更高的比例由30.1%上升到38.4%;男研究生的妻子为研究生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17.3%上升到22.6%。
婚姻市场上,5年时间在经验上不算长,但可以谨慎判断:男性已开始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调整自己的配偶选择,而女性对配偶的选择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这可能是“剩女”现象比“剩男”更严重的原因。女性是否会随着时间延长做出调整以适应婚姻市场的供求变化,还有待更新的大样本数据来分析。
来源 财新网
编辑 桂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