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科协常委、光启董事长、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聚焦超材料底层基础研究并推动超材料人才培养计划，不断探索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确保在各种冲击下始终能引领超材料技术创新，持续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

记者：今年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愿景纲要”明确指出了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尤其是要聚集一大批顶尖的研发机构，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我记得您在今年参加两会的时候，有一个提案也专门提出要针对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并建议在深圳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目前联合实验室的进展情况如何？

刘若鹏：今年两会上，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的建议。提案出来后，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深圳市新一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提到了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的规划，其中一些联席会议和相关工作正在陆续展开。在此基础上，深圳已经开始将各领域相对零散的基础研究力量进一步整合，并形成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群体。

此前，深圳在科技产业领域是从产业链低端逐步向产业链中端、高端演进，在逐步进入无人区后，开始在一些新兴领域里引领创新。我认为在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大背景下，从今年开始，深圳可以在科技创新上形成一个新阶段，不仅局限于具体的产品、商业模式的创新，或者是产品生产制造成本的降低，而是要在源头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这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颠覆性改变。

我们所从事的超材料技术研究，也不是为了降低某一种材料的制造成本，而是要创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人造物质，并且把它直接转化为尖端装备。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技术突破的创新还是基于技术创新的应用，都应该是深圳下一步科技创新的重点工作。

记者：今年4月，深圳光启理工高等研究院启动了“钱学森计划”，通过与高校合作联合培养博士生，建立一支高水平的超材料人才队伍，能不能介绍一下成立“钱学森计划”的初衷和最新进展情况？

刘若鹏：在4月17号，也就是“中国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的这一天，我们召开了新一届的“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换届大会”，可以说整个超材料领域的学术委员、专家们，包括尖端装备总师，总工及行业专家齐聚深圳，共同来推动我国超材料技术发展。

十年前，我们刚回国的时候，超材料领域在国际上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国内当时研究的人非常少，更别说是超材料专业团队了。

在这样的行业现状下，要去打造一支属于我国的超材料专业技术队伍是非常难的，所以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很早就开始自行培养超材料博士后人才。截止今年，我们已经入站了135位博士后，今年也会实现第100位博士后出站。由于在超材料领域培养了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才使得我们能够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把一个实验室里的概念性的科学研究转化成为了真正的装备技术，并且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和应用。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尖端人才对于一个领域、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奠定，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另外，近些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尖端装备技术和航空装备技术相关的这些领域开始跟中国脱钩，使得正常的科研学术交流、人才合作等无法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加快实现对我国自有专家和人才的培养。所以结合光启本身的博士后计划，以及在政府组织部门、省教育厅等单位的进一步推动和支持下，今年光启获得了博士生的联合培养名额，目的是培养我国在超材料技术，尤其是在尖端装备领域应用的博士生人才。今年是首次招生，目前招生阶段已经进入了尾声。

“钱学森计划”，也是因为当年总书记来光启视察的时候，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嘱托 ：“聚天下之英才而用之”和“争做新时期的钱学森们”。对此我们的理解是：要真正地把科技创新工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论文里面，要让科技创新服务于我国重大的科技战略、重大工程，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才是底层基础研究或者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以上是我们成立并大力推动这个教育计划的主要原因。

记者：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的研究院是我国在超材料领域的新型研发机构，也是科技部超材料国重的依托单位，近年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地成功，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新型研发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刘若鹏：光启实际上是以民办非企业科技类社团注册的工艺科学研究机构，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培养人才，一方面也为行业制定标准。我觉得新型研发机构应该是“从0到1”的去做一些新兴领域的突破性技术，要有很强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无缝衔接的能力，所谓的无缝衔接就是两个都得干，不干的话就不能形成有效支撑。

最开始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要求很严格，我印象很深，当时国家提出要做新型研发机构的时候，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的要求非常明确：必须是新兴领域而且必须要有核心带头人，要长期坚持做基础研究，直接面向产业化生存。以这种模式来打造新型研发机构，为我国在新兴科学领域里实现“由0到1”的技术突破。

这是当初设立新型研发机构的初衷，但是后来作为整个国家科研体系改革的大趋势，“新型研发机构”的概念被扩大化了，比如说有的科研院所做一些改革，甚至是企业里面建立一个研发部门，都把它叫做新型研发机构。由于定义不清晰、泛化，所以也导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我觉得让不同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去进行一些科技研发的探索和尝试，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探索完了以后，回过头来，需要冷静地去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从2011年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到现在，刚好十年时间，回过头来，我建议可以把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再明确一些，因为我们不可能用这种探索去解决所有问题，其实只要能解决一个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认为新型研发机构就是应该用来解决新兴科学领域里“从 0到1”的技术突破，新型研发机构应该是做新兴领域的专项“冠军”，这样才能把底层基础研究与产业化相结合的效率体现出来，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记者：今年以来，光启超材料在技术迭代和科研成果方面有哪些新的一些进展？能不能透露一下？

刘若鹏：自从2017年开始，我们成功地将超材料技术应用在尖端装备之后，就一直专注于装备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将量产成品率由2017年的47%提升到如今的95%左右，可以看到，这么复杂的制造技术，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制造的成功率也越来越高、越来越成熟，这是我觉得比较重大的突破。

其次，就是超材料已经进入到规模化批产阶段。超材料技术从最早期的科研研制到小试，到中试小规模、再到批产中规模、批产，那么从今年开始，超材料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大规模批产阶段，并且拉动了整个超算产业的发展、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转折点是非常大的，尤其是709基地的投产和银星基地的扩产之后，对于大型复杂超材料的技术工艺构建，以及制造能力上都得到了加强。

第三，超材料性能大幅提升。就像之前一直谈到的“为什么要做超材料技术”，其实就是利用人造物质来实现超性能的电磁调制，那么这种超高性能的电磁调制能力又分成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第四代超材料技术。那么现在我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推动第三代超材料技术进入大规模的量产和应用，基本实现了每24个月跨一代的研发节奏，并且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也已经正式启动了第四代超材料技术的研制和研发，计划是在2023年推出第四代超材料技术。

记者：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众心向党，自立自强”，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主题？

刘若鹏：今年是我的第五个科技工作者日，我的理解是：“众心向党，自立自强”是对我们过去十年来不断突破体制机制，在超材料这个新兴领域不断突围，并成功应用在尖端装备上的真实写照。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如果仅仅想的是发篇论文、评个职称、要个职位等，可能远远不够，而是要让自己的科技抱负能够体现出真正地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如何能将自己所从事的科技事业跟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并能起到重大支撑的作用，我觉得这件事情更为重要。

所以光启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不忘初心，一直专注于超材料的前沿技术研究，而且我们曾经发表过《科学》杂志的论文，但是我们不仅仅停留于此，还将我们的发明创造、技术的发展，真正地写在了我们国家的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上，写在了祖国大地上，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最能感受到的一种力量。

(原标题《中科协常委、光启董事长刘若鹏：不忘嘱托，让中国超材料引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