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葆华

相对于广电来说，报业所面临的困局，使得其转型和媒体深度融合，实际上起步比较早，而很多地方的广电在媒体融合当中，还处在犹豫状态。辜晓进老师很早就走进美国大报，从那时候开始已经感受到了报业的转型和融合。

媒体融合要与国家治理高度契合

融合也好，数字化转型也好，总的来说是在应对技术的变化，而技术变化的背后则是社会变化。媒体所面临的困难，实际上有些不是其自身的问题，比如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社会整体话语通道的增多。在这种背景下，即便很多报纸非常努力，仍然面临着供给市场的巨大转型。不是说媒体本身转型的努力不够，而是整体面临着市场变化，其中技术环境基础性的变化则带来最根本的挑战。

在上一波的媒体融合1.0阶段，各家媒体在技术上都重视往数字化或移动化方面发展。而中国的媒体融合特色，是从国家治理层面上切入的，这跟西方国家不一样。国外的媒体融合，首先要应对的是技术挑战，然后是媒体经营的市场化，但在中国重要的是占领主阵地。地方党媒的媒体融合，要跟当地的社会治理高度契合。

这是在中国做媒体的大背景，即媒体融合不只是在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上展开。

党媒要在地方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

我们的主阵地在哪里，竞争者是谁？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看地方党媒集团的影响力，能否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体现和彰显。

在高度分化的信息环境当中，地方党媒集团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吸引更多的社会注意力。建好自主平台、用好商业平台、做好优质内容、开发信息技术、创造商业利润，哪个最紧迫就优先做哪个。

在前一个阶段的媒体融合转型中，有些媒体通过生产一些爆款化的内容，来赢得网络影响力。但是这种融合实际上最后是碎片化的，也没有在社会的层面取得整体成功。现在国家推动媒体的深度融合，首先强调自我造血功能，这里就有商业利润或者市场化的要求。

对地方党媒集团而言，最关键的是要在地方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要高过商业利润，因为没有影响力也就很难有商业地位。对于地方党媒集团来说，首先要做好的还是优质内容。

在建立自主平台方面，现在有些媒体建立的平台并不是很成功，不具备技术经营能力是重要原因。互联网平台由于投融资体制不一样，有些采用经营游戏的方式，来养整个媒体的内容产业，有的采用长线投资烧钱的方式进行市场血拼。而党媒要以做好优质内容为核心，但不放弃建立自主平台。如果首先以建立自主平台为起点，目前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传统媒体要想真正在市场上产生影响力，必须非常用心地去生产优质内容。我对“主流媒体”有一个定义，即它不是由党媒的身份赋予的，也不是由商业利润来代表的，主流媒体应该是对所在社会或城市现实的最佳定义者，是这个城市文化的最佳代表，是这个城市精神气质的文化载体。毫无疑问，做好优质内容是党媒集团最优先的战略重点。

用好商业平台也非常重要，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内容分发的影响力不亚于内容本身，好的内容要通过商业平台才能广泛传播出去。

我的建议就是做好优质内容，用好商业平台。而自主平台的建设和先进技术的开发，应当是集中力量在点上进行突破，而不是说进行大而全的推进。

一座城市很难同时办好多个客户端

媒体的关停并转不只是市场问题，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讲，应该关掉一部分，因为有的媒体在市场上已没有任何影响力，市场上很难容纳那么多同质的、与互联网高度竞争的媒体。很多地方强调优化资源配置，这样的提法比较委婉，实际上关停是不可回避的，但也要考虑关停之后的社会影响。

这里有市场检验的问题，也有政策配置的问题。比如有很强历史文化影响的报纸，在关停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简单，同时还要考虑品牌的问题。关停并转背后涉及利益调整和社会稳定，如何做好消化分流？第一，有的地方往县级融媒体消化，有的往一些公共传播部门消化。第二，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消化人员，这需要寻求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第三，要有垂直化的转型和力量分配。

对媒体的发展和扶持要有所侧重，因为在互联网逻辑中，不可能把资源分散到各个媒体上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投入重兵做好天目新闻客户端，上海报业集团把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做好，政府扶持的力度就已经非常大了。在一座城市或一家媒体集团里面，很难同时重点经营好多个APP。

算法公司不懂新闻的社会价值

很难说地方党媒有非常大的技术优势，它们在向技术型互联网公司转型方面难度不小，因为需要巨大的投资，要有核心技术和非常大的资本撬动。有这两点的话，媒体集团是可以做技术的，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技术转型肯定是比较难的。媒体发展有着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媒体本身。原因有两个：

第一，很多地方的企业要利用党媒的品牌。媒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有其他市场化企业不具备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资本，这种资本让很多技术公司愿意跟党媒集团合作。

第二,没有人比党媒更懂传媒。相对于技术公司，党媒更懂传媒，更懂得怎么样去打动人心，懂得怎么样生产具有城市气质的内容。但是智能媒体也好，技术公司也好，欠缺的恰恰就是跟地方党媒的联合。

我在做智能媒体研究，也在做算法研究，我跟技术人员探讨的时候，发现他们往往具有降维打击优势，他们并不是传媒领域的专家，但是会根据对传媒的理解，迅速展开对传媒技术的研究。不过这些算法公司不太懂新闻的社会价值，在他们眼中，所有新闻的价值，在今天的算法逻辑里就是流量。

美国的大型媒体《纽约时报》称自己“刊登适合刊登的新闻”，在我国，媒体要讲求社会导向和社会责任，这充分体现出媒体不是一个完全由流量经济和网红逻辑驱动的文化产业。

我们很难找到一家真正在传媒数据方面，由传媒人独特标注的大型数据集，我们的数据都被认为是通用数据。但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不存在通用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是针对传媒业具体的工作任务展开的。地方党媒集团依然具有非常大的核心价值，但这种核心价值肯定不是在技术层面，这方面媒体没有太大的优势。他们在技术方面基本上都是外包，技术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现在地方党媒都有了大屏，有了大楼，也有了H5和APP，这些都是上一个阶段媒体融合的产物，但是都没有数据，不知道数据在哪里。   媒体深度融合需要积累的数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核心数据；第二，从传媒价值出发，具有独特人工标注的数据；第三，与媒体价值相对应的人工智能算法。

（作者周葆华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编辑 瑜文  审读 李诚  审核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