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 | 从对抗到对话的媒体公共外交 ——“5·30”中美女主播访谈的话语分析

许静 张晓桐

外交活动属于典型的政治行为，外交活动中的话语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传统秘密外交中，关于外交话语的研究难以进行。随着公共外交的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公共对话。对这些对话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相关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有利于提高从业者水平及提升公民素养。

一、研究背景：寻求对话的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

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发端于以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传播的时代。当前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惊人变化，网络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人人拥有麦克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都更加多样化，传播的即时性和人际互动特征与传统媒体外交有很大不同，单向的符号操纵式宣传模式逐渐让位于新的双向互动的对话模式。2019年5月，中美两位女主播之间就中美贸易摩擦等相关话题进行的媒体互动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媒体公共外交的对话性。

中方女主播刘欣供职于CGTN（全称：中国国际电视台，或中国环球电视网）。该台成立于2016年12月31日，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国际传播机构，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美方女主播翠西·里根供职的福克斯商业频道（FoxNewsandFoxBusinessNetwork）是美国排名第一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频道，主要播出财经新闻，由福克斯公司所有。翠西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特朗普对其也赞赏有加。CGTN评论认为，福克斯新闻台是在鼓吹“白宫政策”上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它与美国政府有着亲密甚至共生的关系。刘欣曾评论说：“福克斯新闻台的言辞更像是在为美国政府代言。”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以“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为由，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争端。2019年5月，翠西在一篇情绪十足的“对华经济战”言论中援引不实数据信息，宣称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美国必须用在中国身上的“武器”，攻击中国的繁荣是“以美国利益为代价”“美国别无选择”，唯有一战。对于翠西的这番言论，刘欣在5月22日的电视评论中进行了有力驳斥。5月23日，翠西通过个人推特向刘欣提议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一场“辩论”。刘欣接受翠西的提议，双方最后商定，刘欣作为嘉宾以卫星连线直播的方式于北京时间5月30日早上8点出席翠西的节目。这是中美两国重要电视主播首次在美国主流电视台连线同框，也是中国官方电视台主播首次以嘉宾的身份独自面对美国观众。这场对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二、研究方法：言语行为论与会话分析

按照言语行为论的观点，中美女主播进行对话这一行为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也很值得对其意义的生成方式进行研究。

按照CMM理论，一切传播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协作，是处于特定社交情境下的人们，依照一定的协调规则进行的互动合作。比如初次见面，人们都会遵循一些微笑、打招呼等的规则。无论是法庭辩论、外交谈判还是电视访谈，都有其特定的规则。

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nalysis,CA）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萨克斯（HarveySacks）和伊曼纽尔·谢格洛夫（EmanuelSchegloff）共同提出。它弥补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些缺陷，并共同推动语用研究的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CMM理论和CA理论提出了一系列话语分析框架，如：话语如何同时产生言内、言外效果；为使会话有来有往地进行下去，会话双方必须同时遵守哪些规则，以及会话的连贯一致、话轮转换、毗邻语对等。这些框架被话语分析理论借鉴、融贯并被普遍采用，人们有时干脆把会话分析就称为话语分析①。并非所有对话都适合进行会话分析。会话分析方法还有四个原则：1.互动的谈话被系统地组织并有深度秩序；2.互动的谈话结果是有条理的；3.互动的谈话分析应该基于自然发生的数据；4.分析首先不应该被先在的理论假设所束缚②。根据这四个原则，本文选择分析“5·30”中美女主播电视对话，并着重对刘欣的话语策略加以分析。

三、情境定义：从对抗辩论到合作对话

按照CMM理论，有效传播的起点，在于情境定义(situationaldefinition)。对情境的定义影响了传播者的目标设定以及对传播规则的理解和使用。中美女主播之间的这一对话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发生的，而且对话之前双方在社交媒体及电视评论中的互动也充满对抗。在节目开始前，翠西在其个人推特中曾使用辩论（debate）一词，甚至称之为是“中国发动的信息战争（informationwar）的一部分”。因此很多人以为这会是一场“辩论”，《纽约时报》甚至称之为“战斗”（“Callitthebattleoftheanchors.”）。但刘欣却将其定义为“对话”（talk）。她在权衡了第三方参与的正式辩论、双方在电视上的公开辩论之后，选择了以嘉宾身份出席翠西的节目这一互动形式。同为电视主播，刘欣和翠西对于电视节目中插入嘉宾连线这种场景沟通方式非常熟悉。这种节目场景，也有其特定的构成性规则和协调性规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互动的对话形式，而使对抗式的“辩论”难以展开。

电视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的对话是以一定目的为导向的特殊会话类型，它同时具备日常会话和机构会话的特点，属于“半机构性话语”（IlieC，2001），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因此刘欣并没有将这场对话看成是她与翠西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美国观众进行交流。她充分意识到她将面对的美国福克斯新闻的电视观众可能对中国充满怀疑和误解，因此明确将目标情境设定为对话而非辩论，是要进行“一个开诚布公的交谈”，尽最大可能体现自己的诚意。她想要的“不是争胜负，而是告诉他们，中国人不是他们想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谈，完全可以好好交往”。③因此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刘欣努力表现合作和礼貌，甚至有点故意“示弱”④。刘欣在其推特中一直使用讨论（discussion）来定性这一事件。为准备节目，通过邮件来往以及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对话交流，刘欣已经感觉到翠西态度上的明显变化。在节目结束后，刘欣特别在推特中强调这是一场对话（dialogue）而非辩论（debate），还指出这也是翠西心里所想的，且@了翠西。翠西在推特上回应，承认这确实是一场很有信息量的对话（informativedialogue），并且两位主播都期待下一次的对话。⑤刘欣在之后接受访谈时也表示，基本实现了她预定的“对话”目标。

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具有最大的主动权，可以通过开场介绍、提问、插话或打断等方式，设定关系情境，推动话题发展，把握节奏气氛，发挥掌控作用。节目一开始，翠西用了1分22秒的时间和220个单词做开场白。她突出刘欣作为嘉宾身份的政治性，强调刘欣的节目是由中共监管（overseen），而她本人则只作为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持人，只代表自己，而不为其他任何人代言。这显然是对之前刘欣批评其“为美国政府代言”的解释性回应。除了政治性框定外，翠西其实还为整个节目框定了（framing）一个听与说的基本情境（context）。她明确强调，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因此有机会听到不同的观点是有帮助的。而她所谓的不同观点，其实就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因为她说“it'shelpfultoknowhow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sthinkingabouttrade，andabouttheUnitedStates（这有利于了解中共对贸易和美国的看法）”，而刘欣就属于中共的一部分（“howeverispartoftheCCP”）。

在翠西开场白之后，刘欣先礼貌性地感谢翠西对她的邀请，然后用“机会”（opportunity）一词进行话轮转换（turn-taking）。她也称之为一个“机会，史无前例的机会”。但与翠西对“机会”的界定不同，她认为她“得到的就是一个在美国普通民众的讲课厅里跟他们说话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过去40年从来没有过的”。刘欣特意选择“ordinaryhouseholds（普通家庭）”一词与“whitehouse（白宫）”暗中对应，表明她希望和美国民众（而非美国政府）对话的立场。针对翠西的政治性框定，在被屡次打断的情况下，刘欣仍坚持要“纠正”（correct），直截了当地阐明其非中共党员身份，并表明她并不代表中共说话，而只是代表自己——“heretodayI’monlyspeakingformyself，asLiuXin，ajournalistworkingforCGTN（今天我在此仅代表我自己，刘欣，一个为CGIN工作的记者）”。以这种坚决的态度表明身份，其实是在争夺对话的关系情境（context）——否认翠西框定的独立媒体人与中共代表这一关系，而代之以两个独立媒体人之间的对话关系。

插话和打断说话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行为，不过在大部分文化中，都是不礼貌的体现，但是电视节目中的打断和日常会话的打断不同，是一种语用策略，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可以帮助说话者获得或者传达更多的信息。基于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会话中的打断又分为非故意打断、认同型打断和非认同型打断。一般而言，非故意打断并不带有目的性。在对话中，翠西一共出现了10次打断或插话行为，前3次集中出现在开场部分。当刘欣解释自己的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自己的工作单位时，翠西三次插话，试图扭转刘欣的话语，这属于不认同型打断。第4次打断是在刘欣阐述自己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看法时，翠西抢过话头补充说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利，这属于观点补充的认同型打断。第5次打断是在刘欣发表关于关税制定非常复杂，需要协商一致的观点时，翠西插话“我认为这是关于贸易的”，随后得到了刘欣的肯定，这次插话属于补充式的认同型打断；第6、7、8次插话出现在刘欣表明需要多边协定修改陈旧规则时，翠西接连进行了3次插话，最后一次成功抢过话头，并说可以回溯美国1974年的“301法案”，这是使得美国可以影响中国贸易行为的法案。因此可以判断，翠西对于刘欣所说修改陈旧规则的说法并不理解和认同，因此这3处的打断是不认同的。第9、10次的打断是翠西为了澄清自己的提问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而非技术转让，属于澄清型打断。综上所述，翠西对于刘欣的打断和插话中，不认同的情况占比超过一半，并且有2次抢过话头，这一方面是作为节目主持人要有效推动节目节奏和进程，另一方面或许在于不想让嘉宾对问题进行完整阐述和补充，从而影响了观众的判断。

中美女主播当天的对话实际开始于北京时间8点26分26秒，并于北京时间8点43分58秒结束，对话总时长约17分32秒。总体来看，整个对话过程从开场的导语、话轮转换、话题的延伸，到最后的结束和告别，都保持了结构的完整和连贯，既具有媒体机构对话的典型特点，也体现出良好的人际互动性。对话双方作为媒体主播，对于媒体对话的情境规则都较为熟悉，也都具有较高的话语策略，体现出对对话的合作与礼貌原则的遵循，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话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话语事件有序连贯地发生和完成本身就是有效果的，效果并不意味着一方说服另一方，而是体现为预期目标的实现。

四、对话中的合作原则

对话不是独白，而是有来有往，合作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否则双方即使争论都无法进行下去。合作原则包含四个次要原则：一是量，即话语中应该包含一定量的信息，不太少也不太多；二是质，即话语应有一定的品质，不要让人觉得虚假或证据不足；三是关系性，即对话应有相关性；四是方式，即说话应清楚简洁有条理，避免模糊、隐晦或引起歧义。这四大次要原则看似简单，但在实际使用中却经常被公然违背。比如在节目开始时，刘欣坚持“纠正”翠西开场介绍中的不确切之处。尽管这种“纠正”看似不合作，但“纠正”行为本身却暴露出对方话语中的证据不足，是真正违反了对话的合作原则。

廖美珍提出话语分析的目的原则，将目的关系分为三类：目的一致、目的冲突、目的中性，对应着对话双方之间的三种情形：

关系：合作、拒绝合作和倾向合作。鉴于在节目开始时翠西表达出的“听”的态度，而刘欣则怀着强烈的“诚意表达”的目的，因此除了开场这一段，在整个17分32秒的电视访谈中，总共发生了12次对话。话题涉及中美贸易谈判、知识产权、华为、关税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等，绝大部分时间双方都表现出对合作原则的尊重。刘欣作为节目嘉宾，放弃提问，而只是回应对方的提问。回应的内容有质有量，有直接相关性，并且回答非常清楚明白，表现出非常诚挚坦诚的态度。如针对翠西的提问——“Whatisyourcurrentassessmentofwherethetradetalksactuallyare?Doyoubelieveadealispossible〔你目前对（双方）贸易谈判的真实进展了解吗？你是否相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刘欣以“我没有任何内部消息”来表明其非中共党员非政治决策者的身份。然后她并没有就问题要求进行主观评估（assessment），而是援引新闻事实——“在美国的谈判不成功。中国政府已经把立场说得很清楚：除非美国尊重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谈判团队，拿出谈判的诚意而不施加外部压力，还是很有希望达成一个好的结果的，否则我们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长期的僵局。”她用对中国政府立场的清楚阐明来回答翠西的提问，既明确回应了问题，传递了政府信息，也符合其记者身份。而针对刘欣的回答，翠西的回应是顺应式的，提出“Iwouldstressthattradewarsarenevergood.They'renotgoodforanyone.SoIwanttobelievethatsomethingcangetdone（我强调贸易战从来不是件好事。它对任何人都没好处。所以我相信有些事应该能达成）”。这一观点迥异于其之前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极端立场，令人诧异但却凸显了对话中的合作姿态。

五、对话中的礼貌原则

礼貌也属于对话中的重要原则，是从修辞学和语体学的角度提出的。提出“礼貌原则”框架的戈夫曼、佩P·布朗和S.莱文森认为，礼貌、客气是人类行为的重要规范，礼貌语言是世界诸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礼貌的重要表现就是人们在交际对话中都需要得到他人的欣赏与保护，需要满足两种面子要求——正面子和负面子，前者指希望得到欣赏、肯定、喜爱和称赞的愿望；后者指免受强制干扰的愿望。具体而言，礼貌原则还包含：1.策略原则和慷慨原则：求人帮忙时尽量表达自己受益大，帮人时尽量让别人多受益，把自己的代价说小；2.赞誉原则和谦虚原则：少批评他人，多赞扬他人，减少对自己的赞扬，多批评自己；3.一致原则：扩大相同观点，缩小不同意见；4.同情原则：减少不和，增加情谊等⑥。

在对话开始之前，翠西提出将自己的问题发给刘欣看。这一举动被刘欣理解为礼貌。回顾整个对话从开始到结束，以及话题被建立、推进与转换的过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对话双方都在努力遵守礼貌原则。作为节目嘉宾，刘欣始终保持微笑，对对方的提问不回避，而是认真回应。在发生话轮争夺时，刘欣通过沉默和重复来维持话轮。礼貌原则还体现在，当话轮转换时，先对对方的话语表示一定程度的接纳和肯定，再阐述己方观点。如翠西以“你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一肯定句式来拓展主题，而刘欣也回以“我觉得这种讨论，也在进行之中，我听到了很多现场的讨论，的确，有人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成人一样长大”。这种接纳式回应的后面，才是其不同观点的真正表达。谈及关税问题，刘欣先对翠西关于“统一行动，统一降低关税”的建议表示赞同，但随即提出要“按照相同的规则行事，如果你不喜欢一些规则，那我们就改变它”，但是要谈判，“这必须是多方达成的共同决定”。由此又暗中回到了对话之初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立场。翠西则进一步围绕“规则”一词进行话轮转换，从“301条款”转到技术转让，随即又转入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话题。针对翠西所谓“受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体系”，刘欣则将其明确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着重介绍了民营企业在其中的表现，强调中国经济“非常多元，非常有活力，也非常非常开放”。接下来，翠西做了顺应性的应答——“作为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我认为你或许应该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这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如此一来，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经济都将蓬勃发展，所以让我们互惠双赢吧。”刘欣表示“当然”。通过很有礼貌的话轮转换，双方各自强调自己的观点，表达分歧。

虽然翠西有大量打断和插话的行为，有违合作原则，但从节目开始对刘欣进行了欢迎，对话过程中也对刘欣的部分观点表示认同，最后还对刘欣提出的邀请表示感谢和接受，这些都说明她也秉持着礼貌原则。此外，在整体的叙述中，翠西除了在开头显得比较尖锐以外，其他部分都给了刘欣较多的阐释时间，尽量不去打断刘欣的大段表达，这也是礼貌原则的体现。在对话中，刘欣始终贯彻了礼貌原则，说了7次“谢谢”，相比之下翠西只说过1次，也有观点认为这让刘欣显得有些卑躬屈膝，不过这是不同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中国人讲究面子和客套，在正式场合更是如此。此外，在面对分歧和争执时，中国文化讲究退一步海阔天空，避免正面冲突，但是在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上，需要一争到底，不过在策略上可以有所调整。比如在翠西打断刘欣的身份确证陈述时，刘欣反复强调“Iamnot（我不是）”，而翠西还在自顾自地反驳刘欣，因此刘欣选择沉默并微笑，直到翠西意识到争执的停止，才停下来道歉，并询问刘欣“Youarenotwhat（你不是啥）?”，这是中国人以退为进智慧的表现。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汉语会话者会通过拒绝、沉默等方式在不失礼貌的前提下坚持维护自己的身份面子；而西方文化重视辩论，因此美语会话者重视坚持施加自己的观点以及修正对方的表述。

六、话轮与毗邻语对及修辞

在多人谈话的过程中会出现讲话人不断适时更换的现象，因此称为话轮。在二人对话中，通过话轮来及时回应并保证对话的连续性，体现了合作原则。在话轮转换（turn-taking）中也存在“毗邻语对”策略。一般而言，话轮中的下一个发言者会从上一位发言者的发言中选取一个关键词加以回应，从而接续话题并引导话题的进一步走向，这就叫“毗邻语对”。关于知识产权的话题，翠西就屏幕上列出的大量案例说：“这些都是证据，显示中国窃取了美国大量的知识产权，价值数千亿美元，数额巨大。但我们应该真正关心的不是上亿还是说几毛钱，而是：如果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面临着它们的知识产权、创意、辛勤劳动的成果被窃取的风险，它们还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作为回应者，刘欣可以选择这一问句中任何一个关键词进行话轮转换，因此她并没有直接选择知识产权这个词，而是先就“在华企业”这一关键词进行有关知识产权的毗邻语对话轮转换。她提出，“据我所知，大部分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的利润都是非常丰厚的，绝大部分决定继续在中国投资，不断开拓中国市场。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使这种计划变得困难，也让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这句话为她下一步谈知识产权问题奠定了一个上下文语境。随后，她用192个英文单词就知识产权问题做了充分而明确的观点阐述，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必须被处理是中国社会的共识；二是侵权问题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都存在，不能因此就说美国盗窃或中国盗窃、中国人民盗窃。她特意使用“ChinesePeople”一词来暗示指责的扩大化，并认为这种“空泛的指责”（kindofblanketstatement）没有帮助。针对刘欣的大段阐述，翠西仅仅用一句话来回应——It'snotjustastatement,it'smultiplereports,includingevidencefromtheWTO（这不仅是一方陈述，而是多方报告，包括WTO的证明）。这使得双方就这一话题所发出的话语在量与质上的差距非常明显，显示其并没有辩论缠斗的目的，符合其在开场中所明确的“听不同声音”的目标设定，同时也暗示出合作对话的态度。

除合作和礼貌外，对话中也存在种种话语及符号修辞方法。例如在谈及华为问题时，翠西在发言中先是语焉不详地谈到生意中的信任和有价值信息的被盗，又谈到2017年中国通过的一项有关科技企业要和军方及政府合作的法律，来暗示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是政府行为。随后又谈及中国对华为不能进入美国市场感到不高兴。最后将这些模糊的不满转化成一个美国式的简单提问——“Whatifwesaid，‘heysure，Huawei，comeonin，buthere’sthedeal，youmustshareallthoseincredibletechnologicaladvancesthatyou’vebeenworkingon，you’vegottoshareitwithus’，wouldthatbeok？”〔“如果我们说，‘当然（华为）获准进入美国，但这里应有一个协议，（华为）必须分享那些已经取得的让人难以置信的高技术优势’，这样行吗？”〕遵循合作原则，刘欣并没有就翠西的诸多观点一一展开论辩，而是直接进入对其最后那个问题的回答————“Ithinkifitisthroughcooperation,ifitisthroughmutuallearning,ifyoupayfortheuseofthisIPorhightechnology,it’sabsolutelyfine,whynot”（“我想如果是通过合作，通过彼此学习，如果美方能为使用这些知识产权和高科技付费，当然是绝对可行的，为何不行呢？”）为了陈述技术转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刘欣使用了类比的修辞，将自己学习英语的经历和方法类比到合法合理的技术转让上，使用美国普通观众熟悉的日常学习活动来类比技术转让这一比较复杂专业的活动。她的话语中突出“合作和学习”，回避“对立”。

随后，翠西将话题转向有关中国的经济强大和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问题。对这一有代表性的“老”问题，刘欣胸有成竹地做了回应。她用人均GDP数值的“小”来解释中国经济总体水平的大（big），用中国参与联合国的种种行动在说明中国正在逐渐长大（growup）。在此，她用“big”和“growup”两个词做对比，来说明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有很强的说服力。

结语

话语分析的目的在于更深入地理解人类传播过程中语言的运用及其致效机制，以利于有效沟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刘欣怀着让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多一点相向而行、少一点分歧和冲突的良好愿望进行这场举世瞩目的媒体对话，代表着当前公共外交的巨大进步。公共外交属于人类交往的特定形式，其最终目标是世界和平。努力通过合理的交往方式，达成各国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人民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之路。语用学研究很有社会价值，但哈贝马斯也特别强调将普遍语用学区别于“经验语用学”——即研究某一种具体语言中的言语行为。他认为普遍语用学应该由以下三方面构成：“三项基本的语用学功能借助于语句显示世界中的某种东西、表达言说者的意向、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乃是话语在特定关联域中可能具有的全部特殊功能的基础。”这些一般性功能的实现要依据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条件来衡量。因此，每一个言语行为都可以从相应的分析角度加以研讨。因此，本文的研究当然并不仅限于术，而更多在于求道，寻求人类社会交往的理想之道。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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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静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张晓桐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 黄泽霖 审读 李诚 审核 赵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