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病”實際是經濟結構脆弱化

文 ︱ 戴肇洋 國政基金會財經組顧問

最近，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期刊文章認為：台灣“中央銀行”持續抑制匯率，讓台灣避免貨幣升值衝擊，卻又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造成“台灣病(Taiwanese disease)”。在文章發表後，雖不少學者專家深表同意，但台灣當局則是極力反駁指出：台灣經濟歷經2018年中美貿易戰火、2020年新冠疫情干擾、2025年美國關稅風暴衝擊，不但沒有陷入衰退，而且持續呈現頗亮麗之數據，顯示經濟表現很好，我們無病！

儘管《經濟學人》利用其所編製的“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衡量，將目前台灣經濟數據亮麗，社會似乎感受不到富裕的現象，與荷蘭經濟在上個世紀1960年代中因受惠北海石油出口呈現鼎盛之後造成的失衡，而被國際社會稱之為“荷蘭病”加以相提並論，同時取名為“台灣病”之論述顯得不夠嚴謹。然而卻又無法忽略《經濟學人》此篇以“台灣榮景所潛藏的風險”為議題，直接指出造成“台灣病”所存在的包括：“幣值遭到低估、外匯存底過高、貧富落差不斷擴大、房價與所得之比重持續上升”等四種現象，無疑說明經濟結構陷入脆弱化危機。

《經濟學人》指出“台灣病”存在四種現象

與其爭辯《經濟學人》採取“大麥克指數”取名“台灣病”分析缺乏客觀，不如針對《經濟學人》所指出的四種現象，透過統計數據進行較客觀之分析，或將可以發現台灣經濟結構是否正在呈現脆弱化端倪。

先從幣值遭到低估來說，雖《經濟學人》以單一產品評估直接認為：新台幣對美元的匯率低估55%，有利於出口貿易成長之論述，並不恰當；但卻又無法否認的是，台灣受到天然資源缺乏、自給能力薄弱限制，使得與工業或民生相關之需求，例如原料、能源、重要農產糧食(黃豆、小麥、玉米)及部分生活用品必須高度依賴進口。如果長期低估新台幣匯率，加上關稅疊加成本，勢必提高物價水準，將不利於民眾消費，特別是影響過去20餘年以來薪資並未隨著經濟成長同步提高之勞工生計。

再就外匯存底過高而言，雖台灣外匯存底來自於出口貿易的順差，但卻又忽略持有外匯存底過高所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同時提高金融體系風險，包括：在流動性與安全性考量下，台灣“中央銀行”將持有的外匯存底絕大部分投資於收益極低的美元資產，例如透過壽險業者購買美國政府公債，錯失島內投資機會；隨著外匯存底累積，導致島內貨幣供給增加，推升整體物價水平，加劇島內通膨壓力；採取美元持有資產，極易因匯率劇烈波動，而波及台灣金融安全，直接承擔匯率劇變風險；政府干擾本國貨幣升值，雖有利於出口，但可能因損害貿易夥伴相關產業而遭到貿易報復，進而引發國際貿易摩擦。

台灣產業傾斜發展加劇貧富落差

此外，從貧富落差不斷擴大來看，以台灣主計總處公布的“中位數”薪資占“平均數”薪資之比重，從2012年的79.93%下滑至2023年之74.89%，或是以2024年4月睽違30年之後再度公布“2022年家庭財富(資產淨值)”分配統計，前20%是後20%的66.9倍，較1991年的16.8倍大幅提高，亦即在全體受僱員工薪資中，“中位數”占“平均數”之比重的持續下滑，或是家庭財富分配倍數之不斷擴大，顯示過去以來，台灣產業過度傾斜發展，造成低薪受僱員工人數顯著上揚，使得社會資產日益集中少數家庭，並未改善貧富落差。

另一方面，就房價與所得之比重持續上升觀察，過去20餘年以來，台灣房價在民眾資金充裕，加上購屋保值心態因素影響下，至少飆漲4倍。目前台北地區房價與中位數所得比之倍數，已經高達16倍以上，除了高於全球許多重要都會房價之外，其房貸負擔占許多家庭所得之比重達到四成以上，而且隨著房價持續飆揚不斷提高，讓台灣的年輕族群望屋興嘆，更別奢求下一世代早日成家解決人口老化現象。

無庸置疑，由於台灣受到內部市場規模不足限制，必須透過出口，始能促進經濟持續成長；不過，由於需要依賴“外部成長”模式，使得台灣經濟面對全球環境情勢，包括：區域經濟整合、地緣政治緊張、供應鏈重組、加值鏈升級、科技循環、節能減碳等因素變化高度敏感，這些因素都將可能在短期內牽動台灣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近年以來台灣出口過度依賴半導體供應鏈相關產業，除了造成產業投資因集中少數領域，而呈現傾斜發展之外，在所得分配上因產業發展失衡，而擴大社會貧富落差。

台灣經濟結構正在呈現“脆弱化”危機

很顯然地，《經濟學人》對台灣經濟的未來發展提出肯切之言，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所擔憂的問題。儘管近年以來台灣當局政府也提出了“均衡台灣”政策，卻又始終未見較具體之成效。由此顯示，台灣已走至歷史的交叉路口，除了被引以為傲的晶片產業在美國關稅威脅下遭到侵蝕，以及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在國際政治現實下受阻之外，在經濟結構上，正面對著失衡所延伸的產業發展過度傾斜、貧富落差持續惡化現象，加上朝野政黨嚴重對立、民粹意識高張難遏，導致相關議題缺乏溝通整合，陷入自我作繭，造成整個經濟前景呈現茫然無所適從困境。

在此同時，面對頗難以掌握的外在環境因素之下，與其爭辯《經濟學人》論述，或是否認其所指出的“台灣病”現象，不如重新調整產業發展型態，同時借鑒荷蘭經濟轉型成功克服“荷蘭病”危機經驗，打造台灣為製造兼具服務、農牧朝向附加價值高度轉型的經濟結構。也就是說，未來在經濟政策選擇上，並非以選舉或或政黨為考量，採取“小惠”撒幣補貼或減免作法，而是大刀闊斧進行結構改革，致力規劃更宏觀的政策藍圖，藉此擺脫台灣病陰霾。另一方面，則是從“機會成本”之角度切入，發揮台灣位置於市場規模、成長潛力兼具的中國大陸及東協周邊優勢條件，找出最適生存發展之路。唯有如此，始能讓台灣經濟結構避免陷入脆弱化之風險。